有“政治超人”之称的丘光耀虽说已经退出民主行动党，但他的思路与评论文章仍然没有脱离民主行动党的“第三条道路”的思维，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然带有批判的精神。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改良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解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摸索出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或“修正的社会主义”，也有人称之为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相信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民主行动党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接受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学的理念。比如它与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等有得比较。一旦掌握了政权就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行政，可以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绝不能渗入共产主义的理念。毕竟它更大的程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导向的。
斗争成政党分水岭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已58年，它的执政模式和理念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在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导致左翼党员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以林清祥为代表性人物）后，更显示两者之间的左右之分，而不是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
从那时起，李光耀与林清祥的斗争也成为政党本质的分水岭，一边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另一边是以科学或纯粹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阵。两者之间看似有些相似，实则大相迳庭。
这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正在探索应走什么道路。例如印尼苏卡诺当上总统后，为了平衡军方的势力，借助实力壮大印尼共产党力量，并在60年代推出了“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结合”的“纳沙贡”（Nasakom）主义，以期在亚洲国家中独树一帜；更不让远在中东和西亚的国家专美于前。埃及在1952年由纳塞政变成功后就靠向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富汗当年也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社会主义思想
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伊斯兰与社会主义是可以挂钩，甚至是共存的，也没相互抵触。印尼是最好的示范。同样的，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的一些马来政党的领导人，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伊党主席布哈鲁丁，其于1945年战后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
1955年，布哈鲁丁应邀与左翼的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接著在1956年离开人民党，加入伊党成为党魁，但他并没有抛弃其社会主义思想。布哈鲁丁也是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
英国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导致马新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阵线反对，并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地产物。另外，印尼也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中国在那时准备与苏联划清界限，因而支持苏卡诺的反马来西亚运动。就这样，印尼将中国及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团拢在一起，展示“纳沙贡”的伟大力量，但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
从这天开始后，印尼向马来西亚开展“对抗”，军事上冲突不断。不过，随著印尼1965年930军事政变后，装甲军司令苏哈多掌控了大部分权力，推翻苏卡诺政权，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对外，苏哈多于1966年结束了马印对抗，对内肃清印共，估计不下30万人遇害；当时也掀起排华浪潮，接著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并认为中国介入苏卡诺的政治活动，因此宣布全面禁止中文报刊的出版，整个印尼不见中文书本和杂志，禁令长达30年之久。
自此，印尼也向右转，不再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还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是致命伤的话语，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精神的鸦片。这种思想的传播，切割了伊斯兰与社会主义关系。
提名遭伊党婉拒
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1999年大选时，安华建议让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国席提名上阵，但被伊党婉拒。当时伊党长老，也即是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说，他们不欢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吉兰丹州提名竞选。
因此，丘光耀所说的，马共的失败不是马来人拒绝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问题。我认为恰恰相反，撇开马共不说，在马印对抗结束后，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开始反思伊斯兰的复兴课题，究竟伊教可与社会主义共存吗？在没有答案底下，安华搞的是伊斯兰青年复兴运动（Abim）走向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在今天看来，不存在以宗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权，也不知道能否在伊斯兰中找到这样的模式？还有缅甸的独裁政权若也可被归类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佛教的社会主义？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和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