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与分权，是个自古以来，便困扰著大规模组织与国家的课题。一个国家会走向集权或分权，则涉及了复杂的多种因素。一般来说，面对危机或强邻的国家，会趋向集权，而安全感高的国家，会趋向分权。当然，这都是个程度与层面的事，即在哪一方面，集权或分权到什么程度，而不必然是绝对的。伸言之，在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集权或分权的事宜。
就印尼而言，在苏卡诺执政的旧秩序与苏哈多执政的新秩序时期，印尼走集权路线，而在1998年后的改革时期，则出现变化，如在1999年哈比比总统便提出了分权的提议，且在2001年初付诸实行。由于这个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来得突然与范围颇广，也有人称之为大爆炸（BigBang）。
在这个提高地方自治的计划中，29省与好几百个市、县均享有自己决定预算案与行政事务的权力，如公共卫生、公共工程、工商业发展、投资及环保等；同时，也享有分享矿业林业的收入等；伸言之，它不止于决策权，也包括财政分权，如石油收入的15%与天然气收入的30%归地方所有。百分比较大马还高。至于国防、外交、司法、金融等，则归中央。
缓和中央地方关系
何以进入改革时期后，印尼会从集权走向分权？主因在于缓和中央与地方，特别是与资源丰富地方的紧张关系，如苏门答腊的亚齐省会出现武装斗争，争取自治，便与油气收入的分配有关，不全然是宗教因素。实则，在许多国家，如俄罗斯的车臣会出现独立运动，主因之一也是与其油气的生产与收入分配有关，而不全是宗教因素。
此外，印尼也希望地方分权，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就业水平，削减贫穷与促进民族团结有关。做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印尼自独立以来，便因权力过度集中于爪哇岛，且资源也过度集中于爪哇人手中，而引起爪哇与外岛的紧张关系。
实则，自1950年代以来，爪哇人与外岛的民族关系便不佳。许多主要政党与宗教组织也多依据民族属性组成，甚至连印尼共产党，也主要是以爪哇人为主。1950年代后的分离运动，也与此有关，如建立伊斯兰国的武装斗争，也是以外岛的苏门答腊人为主；也就是，连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斗争，也与民族属性，即爪哇人对非爪哇人相关。
移民外岛政策引不满
如1950年代最大的伊教政党Masyarni便是以苏门答腊人为主，而与苏卡诺合作的政党，则以爪哇人政党为主。显见，外岛人对爪哇人是有一定的不满情绪的，苏哈多时期搞的移民外岛政策（Transmigrasi），即把爪哇人与马都拉人（Madura）为主移到其他地大人少的地区，也曾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及暴力冲突。
据知，在1969-89年期间，便迁移了约650万人到外岛，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在大马，砂拉越州则迄今，依然限于西马人的入境与在砂州的就业机会。
这个地方分权计划，无疑能大大缓和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可也产生了不少的消极作用，特别是使腐败更为普遍；同时，也加剧了行政割据。
从民主化的角度看，分权理应可提高行政效率与地方民主，可如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弊端一样，印尼的分权也加剧了恩庇政治（Patronage）与自然资源的破坏，特别是对矿产与森林的滥伐，甚至影响到邻国，如烧芭引起的烟霾。
此外，它的促进地区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没有太大的改进，反而是地方行政单位暴增，剧增了行政开支，其可持续性，还得看大宗商品价格。
就民主化而言，无疑，直选当地政务官如省长、市长、县长大大提高了地方民主程度，可也加剧了金钱政治的泛滥与买票行径以及地方诸侯的崛起，进而提高了竞选成本与钱权交易。更有趣的是，选民也要求金钱或物资赠与。这种政治文化是否阶段性的，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据此，2014年，印尼国会通过议案，要取消地方直选政务官；只是，由于地方精英与公共反对激烈，终而又撤回取消直选；惟却从技术面加强监督与管制，特别是有关发放开采矿产与森林资源的许可证类的权力。可以预见，这当然会引起地方精英的反弹与挑战，如把问题带上宪法法庭。有些地方精英则识趣地与中央政府的有关高官疏通关系。反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由官而贵由贵而富
简言之，与发达国家不同之处是，发达国的放权或分权，多出于提高行政效率或减轻中央政府负担的考虑；可在发展中国家，则涉及了复杂的利害关系。这里也涉及了价值观与出人头地的进路事宜。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法治未到位，外加上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更怀有由官而贵，由贵而富的念头，即用权力来发家致富的官本位思想。
因此，要地方精英放弃直选，既不民主，也不符合当地人的意愿。看来，如何加强管制，减少其消极作用才是可行之道。在法治未到位的国家，民主化本就是一把双面刃。
从经济的角度看，地方分权也无助于拉平不同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对资源贫乏的地区言，更是不利；只是，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先让一部分人（部分地区）发达起来，以先富带后富，也是不得不尔的办法。有道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何收放有度、合理集权、适度分权，本就是个学习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