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现代史的大半部过程，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种族主义在变本加厉地发展著！最近，“红衫军”在吉隆坡举行集会。在种族主义者的叫嚣和大喊口号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废除国民型华文学校”（Hapuskan SJKC）的呼叫声。以此类推，大声叫嚣者也希望一起废除淡米尔学校。不过，红衫军的主要目标是“华人”、“唐人街”（茨厂街），甚至还创造了“华裔猪”的称号。（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物也以不同种族区分？）……
我压根儿不理会那些种族主义者的废话。可是，这种“废除母语学校”的叫喊声，却引起玛拉工艺大学一名法律教授的附和。他声称，母语学校不受<联邦宪法>的保护。
他说：“宪法确实允许学习其他语言，但是，宪法并没规定，教学媒介语必须是母语。”在红衫军集会的同一天，他在一个“国民团结大会”上讲话。他认为，母语学校不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因素，反而是制造民族分裂的因素。
我相信，这名教授的意愿是好的。他说：“如果大家不在一起学习，就无法生活在一起。”他建议，应改在国民学校推广母语，并呼吁国民学校应为各类宗教信仰的善男信女提供条件，举行祈祷仪式。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讨论过一个课题，即：母语学校（包括英语授课的学校）在某种情况下，能互相融合，和谐相处。
在促进互相融合的课题上，这名玛拉工艺大学教授所需要关注的最明显课题是：
只有土著可享有
1。目前，他服务于“只有土著可享有”的教育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如何使这类机构和他种族融合的理想，协调一致，互相统一呢？
不要忘记，华校和淡米尔学校无任欢迎各族群的学生，到他们的学校就读，尽管这些教育机构，是由他们自己的族群，出钱出力，鼎力资助的。反观玛拉工艺大学和其他玛拉教育机构，都是由我国所有纳税人资助的。
2。这名饱学的教授可曾想过，我国<联邦宪法>是否纵容（如玛拉工艺大学所实践的）种族歧视政策？
现在，就让我在这里跟大家讨论，关于我国母语的宪法条文。第152（1）（b）条：维护母语教育的宪法条文。
1957年，正式通过了<联邦宪法>。当时，在我国，存在著大约1340所华文小学、800多所淡米尔小学、86所华文中学，甚至还有一所完善的马来亚华文大学，也就是，南洋大学。
联邦宪法第152（1）条规定：“马来语是国语……不过，（a）（除官方用途以外）不得禁止任何人使用、教授、学习其他语言；（b）这条款并不影响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维护和保持联邦其他族群使用和学习其语言的权利。”
一般认为，这宪法条款保障或保证了，我国各族群使用和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利。据我所知，我国各族群的母语学校的存在，至今并没受到严重的挑战。不过，在1980年代初，华教工作者曾挑战政府，因为当时政府拒绝批准华族创办独立大学。
1981年，“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独大公司”）起诉马来亚政府”一案中，政府拒绝少数族群（华族）创办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的一所大学。结果，独大公司不得不起诉政府。他们是由英女皇律师迈克尔‧贝洛夫出庭代表。（见柯嘉逊著：<马来西亚华校斗争史>，2008年由新纪元出版）。
在高庭审判时，独大公司败诉。后来，他们上诉到联邦法院。联邦法院判决，驳回独大上诉书。1982年7月2日，联邦法官宣读判词。这是4名联邦法官的多数法官的判词。另一名联邦法官佘锦成，则持反对意见，作出截然不同的判词。他认为，独大公司应胜诉。
其实，法官对<联邦宪法>作了极其狭隘和严格僵化的诠释。应该了解的是，<联邦宪法>是为了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重要文献。基本人权就包括了：自由使用自己母语的基本权利。法官这类消极的观点，是不符合世界其他国家，对宪法条文所作的广泛和灵活的诠释。全球各国司法机关的总趋势是，广泛和灵活地诠释宪法条文。
上诉到联邦法院时，多数联邦法官也确认了高庭的判决（即：只要一所大学是在行使联邦法律所赐与的法定权力，就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因此，作为“公共权力机构”，任何大学就必须使用马来语，供官方用途。也就是说，任何大学只能采用马来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独大公司所聘请的英女皇律师迈克尔‧贝洛夫据理力争。他认为，在我国教育制度下，并没有任何法律能支持这项语言政策（即：马来语必须成为我国唯一的教学媒介语）。如果要使到这政策符合法律，政府必须修改宪法，以便实施这项“国家教育政策”。否则，强硬实施这项语言政策，那是违反<联邦宪法>第152条的。
使用自己语言权利
英女皇律师表示，诚然，推广国语，是实现民族团结的其中一种适当手段。但是，国民也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非官方用途的权利。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权利。
母语学校生存的权利仍有待测试？独立大学的官司，一直打到我国最高法院，而经历了测试。不过，华校和淡米尔学校的存在，则还未在法庭上进行测试。至今为止，华社还没创办独立大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国家，华校已存在了将近200年。
如果出现涉及母语学校是否有权利存在的案件的话，“使用母语”这样的课题，无疑会再产生。最终，玛拉工艺大学博学多才的教授，必须决定一个法律问题：宪法条文是不是应该给予广义和灵活的诠释，还是应给予狭隘和严格僵化的诠释？
我国已故资深律师，前主席拉惹阿兹（Raja Addruse）的见解是：
“在考虑基本自由权利的范围和问题大小时，我国法院似乎只满足于把焦点集中在国会对这些权利的限制，而不是检验这些权利的主要目的和意向。”（见拉惹阿兹在“法律大会第50周年纪念”所提呈的论文<关于宪法的诉讼>。纪念大会于1997年8月15-16日在吉隆坡举行。）
因此，我国法院应对<联邦宪法>，作出更加灵活的诠释。尤其是，对母语的使用和学习权利，应给予最广泛的诠释，从而使各族群之间，产生真正的互相谅解。
最后，我确实不相信，在这21世纪年代，我国多元民族的社会，在多种语言的教育体系中，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些良方，确保各族群之间有效地互相融合。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曾提出了各种方法，希望能使我国多种语文源流，可以互动，促进融合，同时共享国家最先进的设施，并鼓励人们在体育、艺术、科学等方面，展开健康的竞争。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是，我们有没有政治意志……
（杨培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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