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中委，也是马共驻北京代表处的成员单汝洪，也叫阿海或阿成，2011年3月30日在泰国南部也拉府勿洞市政府医院病逝，享年93岁。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回忆录，阿海是第一个被派往中国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的马共代表。
单汝洪曾参与《合艾和平协议》后续工作，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多次致函泰国政府，吁请当局尽快让留在泰国的新加坡和大马的马共成员，转为泰国公民。在他的回忆录第四卷（亚成（单汝洪），2007，《我肩负的使命-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四》，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披露了两段促成马共走出森林，在1955年12月进行华玲会谈前他在北京与中共以及苏共往来的情况。
1955年12月28日，马共与马来亚政府的和平谈判会议在华玲举行。马来亚政府的代表是东姑阿都拉曼、马绍尔、陈祯禄爵士；而马共的代表是陈平、陈田、拉昔迈丁。
在会议中，马共代表指出，决不会放弃政治理想，并要求政府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但是政府代表却不接受。29日，华玲会谈宣告失败。马共继续走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1989年，马共与马来西亚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合平协议，走出森林。
这两段回忆分别记载在“中、苏联络部建议我党转变斗争形势”（第九章）以及“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第十章）。
华玲会谈前奏曲
阿成描述了也是马共中委的小章，抵达北京后，马共中央驻中国代表团正式组成，小章任团长，他任团员的过程。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增加马共与国际共运的联系，扩大马共在国际的影响，为当时马共武装斗争的艰难处境“赢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但是事于愿违，在1953年7月至1954年夏天之间，在与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会面，以及之后小章飞往莫斯科与苏共亚洲司司长科斯洛夫讨论后，两党都分别要求中共转变斗争模式。
纵然阿成和小章对于这项指示有微言，甚至认为中共与苏共不理解马共武装抗争的历程，但是他们基本上以为“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靠背的革命武装斗争，很难取得胜利。这个判断促使了小章撰写了《为实现马来西亚独立、民主和和平而斗争》，开启了华玲会谈的前奏曲。
华玲会谈的失败对于在北京的阿成以及小章打击有多大，阿成并没有描述。对于这个事件的反省出现在他们于1956年1-2月间见毛泽东之后。这场会面记述的很详细，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王稼祥。
虽然笔者就近在书房搜索了手上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相关的卷数，来佐证阿成回忆录里面的细节，不果。这也不能证明阿成的记录是捏造的。因为中共对外党际往来交流的档案，至今依旧处于不开放的状态。
阿成与小章总结中共领袖对他们的谈话，以为毛泽东的谈话以及周恩来提出开商店的建议是要他们继续武装斗争，而刘少奇谈白区的工作经验，则是暗示他们应该要转换斗争模式：
“我们想法很一致，都认为毛主席是主张我们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打下去，反对妥协，反对投降。周总理说给生意我们做，把卖到的钱支持部队，也是要我们紧握枪杆子，继续坚持下去。朱总司令关心我们开荒种植粮食的问题，也不外是从自力更生，加强军队建设出发。唯独刘少奇在谈他的白区工作经验，看来他是主张转变斗争形式的。但中联部提出要我们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当时是谁具体领导中联部的？”
转述会议的结果
阿成的内省引发我们思考：小章与阿成在北京收到中共中联部，苏共中联部的指示，要求转化斗争模式，而触发了华玲会谈，与他们在现场所解读到的中共高层的讯息不一致。小章与阿城是不是现场误读了毛周朱刘的讯息。毛朱唱红脸，而周其实所谓“开店做生意”，是指马共应该转换方式求生路。刘少奇的话最多，会不会已经暗示了，当晚的主轴其实是刘：
“刘少奇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白区工作经验（此处不赘）。并提出：“你们的武装斗争已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困难，应该积极开展敌区工作，采取短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所谓此处不赘，应该指的是当晚刘少奇的话最多而无需重复。刘少奇转换斗争形式的话，是阿城以及小章的心头痛，传主不愿详述？
如果阿成的观察如实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支持华玲会谈，而是希望马共继续坚守阵地，继续武装抗争。这就引发了我们需要重新研判这个时期，在苏共与中共是如何看待马共的武装斗争，两者是否有不一致的判断。
虽然小章从苏联回来后，向阿成转述会议的结果，后“小章对我说：“看来他们双方事先已研究好，达成一致意见才来和我谈的，只是要苏共老大哥发言罢了。”
这些都是笔者对于这两段回忆录的解读，不免臆测，还是得继续查证相关人物的年谱以及同时代的档案，来佐证回忆录的细节以及我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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