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或它30年代的前身，是这样谱的：“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在30-40年代的上海和50-60年代的南洋，普遍流行著的《夜半歌声》，同样谱著：“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同时代的另一首是《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河之恋》也有这么一段：“你等著我，我愿意做黄河里的鱼，不做亡国奴！”。抗日之意，已深植民心。
日本侵略者当时的耳目无所不在，怎会对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那种直冲云霄的危机意识，充耳不闻？当然不会。日本人自1895年以来，在中国东北经营了30多年，对中国群众的心理，应也了如指掌、胸有成竹。把日本人在孙像邮票上的布局，和中国人的亡国奴危机相连起来，应不会是无中生有、强词夺理。
革命事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起义11次，烈士们身先士卒，追随者前扑后继的壮烈行为，日军当亦耳熟能详。为避免这30年前的强烈的爱国心重演，必须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免其一泻千里，无可收拾。可能为此，即淡化中国人民的国难危机感，便将计就计，采用同样的认同建构，接受所有中国国内流通的孙像邮票。藉著邮票的流通功能，也正好向广大民众宣示中山先生亦是日本的友好。
同时，这也正好用来模糊其侵略的意图：一方面向中国人民宣称日本无意侵占中国领土，因为人们到处还看得到孙中山及烈士的图像。除了东三省和满洲国外，大壁山河至少还没变天：邮票上的孙像还没被天皇的图像所取代。不过，日军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伎俩。柔者乃沿用孙像邮票。硬招是在每张孙像邮票上加盖已占领的区域名（如华东、苏北、山西等）。这不就在悄悄地警告抗日份子：“日军所向披靡，最终必进你家”？这不愧为精心杰作：邮票与国家认同的关联。
孙像邮票在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里，已建构好的国家认同，又再被建构，国内人民已难以适从。远在重洋的华侨，他们那时代的国家（中国）认同又是怎么样的呢？从唱爱国歌曲的角度去观察，早期马来亚华侨之国家认同，不乏虚拟之建构。我尚未掌握到孙像邮票在南洋的效应，但似乎可推测如下。
在1950年代的马来亚华侨学校，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平铺直叙、非常简单的一家言：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共和国；孙先生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之后，蔡锷从云南起义倒袁、蒋委员长讨伐北洋军阀、中国大统一。大学时代台湾的近代史课本，稍为详细一点，有所谓的剿共、国民政府播迁台湾、杀猪（朱）拔毛、勿忘在莒、反共复国等的书写。
实际上，当时的华侨就读大学的屈指可数，中学的历史课本所载的近代史，尽是国民政府所提供的。他们既是华侨，心目中的国家认同（或祖国）象征，很自然的便是孙中山、蒋总统、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徽。
华侨中，他们有几人会知道孙中山在南京都城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国民政府曾迁都北京（北平）、南昌、洛阳、武汉、广州、重庆等地，战后又还都南京？那是介乎于1912到1949的37年内，中国境内前后共有8、9个（有些过后合拼）本土“政权/政府/国家”。在民间，那便有11种国家认同或认同象征，令人眼花缭乱。略述其中佼佼者。
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主持亲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时段，他的声望在南洋也如雷灌耳。除了数次陪同孙中山到马来亚外，他也娶了原籍槟城的陈壁君为妻。更令南洋华侨侧目的却是，他在1938年主持“南京国民政府”时，还邀请了新加坡晚晴园的主人张永福入阁。张永福是孙先生生前所倚重的海外华侨和同志；而对张先生，甚至他的拥护者来说，汪先生的国民政府和孙中山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治的华北在1944年所发行的孙像及烈士邮票上，便加盖了“汪主席葬典纪念”。
当时在上海和南京印发的主要流通邮票，是孙像邮票。若当时没有孙像邮票作证，汪政府的正统性可能会受到海外华侨质疑。用普通的话语来说，汪政府似以鱼目来混珠，来宣扬其国民政府的正统性。
处于交通与通讯落后的时代，南洋和马来亚的华侨，会有多少在紧密追踪他们国内的政治演变？又有多少能及时转换认同频道？邮票，尤其是孙像邮票，虽带来的认同感是虚无飘渺的，却也扮演著一个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孙像邮票曾撩起了中国人民和华侨的国家认同，哪怕是真实的，抑或是虚拟的。如展示在博物馆的文物，邮票也曾被用来建构、再建构国家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