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3年11月底把其“东海防空识别图”公诸于世，举世瞩目。反对的亚洲国家觉得那是国家领空划分图；另些则等闲视之，因为别国老早已著先鞭。日本反对最为激烈，因为“钓鱼台”在其涵盖范围之内。设若中国随后把那图表制成邮票，你想，日本会把贴上该邮票的信，全部给予退回吗？
这个设想并非信口雌黄。年前，中国政府在发给其公民的新护照里，便隐藏著玄机：水印所示是中国领海、领土的图形，因而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菲律宾甚至还恫言不让持照者入境。月前“海燕”台风肆虐菲律宾某省，中国派遣了一艘医疗船到该灾区，入境者无人持有那新护照吗？要是中国转为发行同样图案的航空邮票，邮件会不会被拒收？护照是个人拥有和收藏的，一定要看、要检查的人是移民厅官员。邮票的流通率就不是个人护照所能比拟的：要看的当然可以看到，不想看的也都会看到。
家书抵万金
除了税务上的需求之外，邮票也是很好的宣导及统战工具。杜甫在《春望》所描述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便意涵著在战乱中获得亲人书信报平安，最是无价。旧日民间的镖局，便具有现代书信馆的功能。
有多少人知道，早在1931年，日本已发行过类似的两款邮票（紫色，1钱5厘；红色，3钱）。该邮票刊印著当年人口调查的结果，标题是以隶书刊写的“第二回国势调查纪念”。票面的地图标示著现在尚具高度争议（苏联、韩国、中国）的三个小岛，已被放进日本帝国版图。
接著，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帝国在其1936年庆贺的“建国十周年”（康德9年3月1日）的邮票中，有一枚枣红色的就印上了东三省疆界。另外一些邮票，则加盖有“满洲国成立纪念”、“满洲国成立十周年”、“抗战祸国殃民，英雄和平救民”、“新加坡复归我东亚”和“新加坡沦陷纪念”等宣传文字。它们是否曾飘洋过海，则有待查考。
当日本占领马来亚时，也发行过一些邮票。其中，一枚15分的邮票便盖上了“新生马来亚二周年纪念”，顶部志上“大日本帝国邮便”。图案是牛耕及涵盖马来亚、印尼、婆罗洲的地图。其意义深长，意图亦昭然若揭：那都是囊中物。这应是一般殖民者的做法。
英国在其所有的殖民地，也曾发行过载有当时英皇肖像的邮票。柔佛州在19世纪初期，便曾在载有当时苏丹（亚布巴咖）肖像的邮票上，加印了以端正汉文标示的票值。那正值华人的“义兴公司”授权统理新山的年代。
孙像邮票的特色
我们要谈的不是领土，而是国家认同与邮票发行的关系。国家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那是个人对族群、文化或国家的从属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抛头颅、洒热血”的情操，算是极为强烈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亦有真实和虚拟两大类。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是真实的。那些既不生于斯亦不长于斯的，仅因脐带文化相连著的，如第二代的华侨，他们对祖国的认同原则上是虚拟的。这见解我已在别处交代过，不拟赘言。现在我们要谈到的是另一类的虚拟认同：一种由外国人蓄意为本地人民建构出来的国家认同，目的是用来套牢本国人的爱国情操。
说国家认同与一般邮票发行必有关联，那是言过其实。这个关联是具有一定时、空条件的。这主要是指那类刊载有英雄人物肖像，在处于亡国危机时，它可激发人民的爱国心，或相对地弱化人民的国殇危机感的邮票。中国在1931年到1950年间，各路人马都曾试图以特种邮票来建构“国家认同”，这尤指日本皇军所运用的那类用以操弄中国人的爱国情操的孙像邮票。
这类刊载有孙中山肖像的邮票，也可涵盖其他六位革命烈士（黄兴、邓铿、朱执信、廖仲愷、陈其美）肖像的邮票，被统称为“孙像邮票”。对于这一组邮票的特性，反应及诠释可会有多种。最常、也最为一般人接受的解说是：在兵慌马乱的时代，为节约开支，增加税收，各政府就地取材，沿用仓库所囤藏的旧邮票。就是这样简单，无须他想。
本文倒愿意提供一个他想。这另一种说法是基于孙像邮票的发行及应用的特色推论而来的。这些特色共有五个。
一，简要地说，中国的第一枚邮票乃发行于清代，或1865年的上海的“书信馆”。
之后便有其他种类的邮票、印花税票等出现。民国于1911年成立后，清、民交替之间，“中华邮政”便委托英国印刷了一批所谓“帆船”邮票（含帆船、宫门、农获），沿用到1920年代。
国家元首邮票
其实，民国伊始，以国家元首的图像来发行邮票的，孙中山是两位中的一位，他当时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是指1912/12/15发行的一套“中华民国光复纪念”邮票。该枚邮票仅流行了半年多，便无疾而终。同年或同时，袁世凯图像也在另题为“中华民国共和纪念”的邮票上出现。三个月后，袁接任孙氏职位。孙像邮票第一次被取代。
之后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毕，民国名人图像如昙花一现在邮票上的，尚有冯玉祥、徐世昌、叶公超、靳云鹏、林森、谭延愷、张作霖、蒋介石等等。较后至红军长征、人民政府成立时，也发行过几套全国性的毛泽东图像的邮票。朱德、林彪、周恩来等也出现过。
二，袁世凯的“中华帝国”、溥仪的“满洲国”、“满洲帝国”、皆曾铭记于当时的邮票上。可是，在日本占有中国属土时段，“大日本帝国”或日本天皇的图像，却从未在满洲国之外的中国邮票上出现过。日军扶持、汪精卫所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在日侵区内发行过自己设计的邮票，沿用的是孙像邮票。孙像邮票没被取代。
第三，国家象征不必仅限于人物，事物也可以。国民政府其实可名正言顺地沿用1916年所发行的泛称为“帆船组”邮票。而且这套邮票是由英国公司于1913年承印的，北平（京）也在1915-1917和1923-1931依该版模印发过两版。这三个图案可说并不依附任何意识形态。按理这类邮票应为境内各怀鬼胎的，如军阀和入侵的日军，所乐意采用；但他们却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孙像邮票。孙像邮票没被取代。
向外宣示领土方式
第四，集邮家都会知道，在全球流行最广的元首图像是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邮票。曾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其国家元首的图像便刊印在所有的殖民地邮票上，如香港、马来亚、澳洲、加拿大等等便是。对母国而言，那是一种向外宣示领土的方式。对殖民地的人民来说，那是一种对皇权认同的现象。
无独有偶，在中国近代史上，孙像邮票也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泉源。差异处是英女皇邮票是发行于她1953年登基至今的时段。孙像邮票的发行则是在孙中山本人逝世（1925）六年之后，流通至新中国成立（1949）之后一两年。
如果以出版次数来衡量一枚个人图像邮票的人气，在前述的人头邮票中，曾不断地在中国国内流通近20年的，仅有孙像邮票。孙像邮票一共印发了不少过20版次；其套数、系列、和种类之繁多，恐仅次于至今已在位60年的英国女皇。但它的被各省市重复加盖的总次数、则举世无双。最令人惊讶的却是：不同政治主张的军阀政府，都一致采用孙像邮票。尾随的是刊载有六位辛亥革命烈士肖像的邮票，它在1932年发行，1940年日侵时旧版重印。但其流行层面、图案设计的多元性、加盖和改值的次数，则远逊于孙像邮票。胜况空前，孙像邮票没被取代。
第五，日本在1937年正式入侵后仍然使用同样的一批邮票。这真耐人寻味：受害者建构成的国家认同，岂不是在被加害者操纵？抑或真心诚意地接受？汪政府无疑的倾向后者。日军的是另一样的想法：趁在中国社会动荡时，利用给孙像邮票加盖的手法，去模糊该象征的属性，使得受害者敌我难分。如此一来，有望淡化中国人民的亡国悲愤或危机意识。而国民政府事前所建构好的国家认同，便会逐步弱化。作为国家认同的象征，虽被利用，孙像邮票没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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