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方式是每攻占一地或区域，便在孙像邮票上加盖该区的名字，如“华北”、“苏北”、“粤省”、“蒙藏”等。更令人折服的可能是：入侵的日军在孙先生逝世12年后，还拿他来建构中国人民的“社会认同”。这无疑是孙先生领导魅力的明证。尽管孙像邮票在该20年中不断地被加盖，且每一次的加盖，就意味著一种认同的再建构。但铅华洗尽，还是洗不掉孙中山的形象：国家象征还是孙中山。
有关孙先生的风华魅力，个中原因当然不少，天生的坚毅不拔的性格和充沛的精力，是所有群众领袖必具的特质。时势造英雄，他们也造时势。除了满洲国外，苏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都不把孙先生当成仇敌；汪、蒋更是他的追随者。我们不妨简单的追溯当代英雄与时势的关联：在原始的孙像邮票时段，他是“中华民国”的象征；在占领区加盖的邮票里，他是被入侵者蓄意尊为“中国”的象征；入侵者投降后，他又再成为“中华民国”的象征；中国共产党解放城市时，他再度受尊为“中国革命英雄”的象征。上述几个时势所暗喻的“中国”，是一个由成王败寇来界定的概念，而不限于孙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
孙氏和六名烈士，都曾远渡日本，或避难、或留学、或接受军事训练、或策划革命事宜等。再者，孙中山毕生提倡各族共和，天下为公，利用其包容的形象来团结人民，不失为上策。孙中山生前除了把推翻满清当志业外，他也联俄容共。他曾多次在东瀛避难过。孙先生自1895年到1925安息年，离国避难前后的16年中，合计有9年是在日本渡过的，他在当地必有一定的人脉与追随者。兴中会、同盟会或革命党起义时所使用的武器，不少还是源自日本；据说提供者或金主是当时日本富商梅屋庄吉夫妇。
简言之，孙先生逝世前国民党尚未进入仇视日本的年代，故后者用他的形象来拉拢被征服的中国民众，是最适当不过的，这可说是日本人呕心沥血的建构佳作。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1927-1937）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1938-1944/45）有更好的理由沿用孙像邮票。除了那可能是日本占领军的政策外，他本是孙先生生前的心腹或左右手。
他代撰孙氏“总理遗嘱”；多次陪同孙先生避难和倡导革命于海外，包括日本、南洋的槟城、太平、新加坡等地。汪氏敬佩孙先生是不容置疑的。或可说日本深知汪氏的极度尊重孙先生，若以孙像邮票作为认同的象征，汪氏可以释怀。
在另一方面，日军正式入侵后，亡国危机促使中国人民抗敌情绪与日高涨，日军不得不祭出安定反日情绪的策略。
从民国建立到1930年，其中虽经过多次的内战战役、北伐，加上日本已在东三省（如辽宁的辽东半岛、长春、大连、旅顺等地方）经营采矿、建筑铁路等活动，却也还没见过血脉贲张的反日举动。换言之，中国国民的危机意识还没显露和集体化。一直到了满洲国把辽宁的沈阳改名为“奉天”、长春改名为“新省”、“宣统”溥仪变成“康德”再次粉墨登场后，中国人民才如梦初醒。在1931-1937的民国时段，已在东三省经营的日本人，又和北洋军阀张作霖等谋合；其拟逐渐蚕食中国领土的计划已明朗化，人民的危机意识应已萌芽。
一俟1937年中日宣战，危机意识便日益强化；这可证诸当时流行的许多爱国歌曲。
流行于1930至1950年代的中国和侨居地的千首爱国、抗日歌曲，所谱、所唱的，正是一个亡国奴的恐惧、哀伤与愤怒，其中不乏是爱国电影的插曲。有一首《保家乡》便唱出了一般中国人民的心声：“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称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
（中篇，明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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