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香港的《号外》杂志(City Magazine)，如同往常塑造香港中产阶级形象的风格，以“港台中的同志骄傲之路”(Gay & Proud)作为特别专辑主题，大胆挑战读者接受程度。这期《号外》的时间点，恰好遇上美国总统史上第一次在就职演说提起“gay”一词。奥巴马在一月的就职典礼上说:“我们的旅程不算完成，直到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姊妹和人人一样，在法律下受到相同对待—因为，如果人人真的是生而平等，那么，我们对彼此‘承诺’的爱，也需平等。”
奥巴马的保证跟《号外》的同志特辑，表面上推广同志平权思想，但其中隐藏了许多常被忽略的文化及历史现象。
第一，虽然同志平权表面上是争取爱的表达权利平等，但这方面的社会运动往往忽略了性欲塑成与阶级的复杂关系。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人类对性欲的定义及想像空间，随著受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环境而演变，慢慢脱离传统家庭的期许观念。由农转工的商业经济模式，改造了婚姻及家庭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的社会，传宗接代不再是性行为——甚至结婚—的唯一目的；物质条件的促使，自由恋爱也成为普遍现象。这些依循时间所累计的历史脉络，为人类对性欲的认知，添加了一层自治意识，也让人类对性生活的定义，跟乐趣画上等号、跳脱传宗接代的直接涵义。性乐趣跟生理繁殖的错开，便是现代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的关键历史条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人类的性倾向是无法跟经济基础完全撇清关系。
媒体再现中产同志
当同志平权主张反同恐歧视等类似问题的同时，我们是否有注意到在媒体出现的“正常”同志，通常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代表？《号外》专辑里的台北“同志吃喝玩乐指南”，证明男同志的消费文化往往离不开健身房、书店、服饰店、夜店、酒吧、咖啡厅、三温暖、电子音乐等。
这样看来，所谓“少数”的同志当然跟异性恋没有不一样，因为大家都有“正常”的物质需求，一再服从阶级区分的肯定。
第二，出柜主张一种自我解放及认同的意识，却掩盖了权威真正运作的模式。《号外》这次请到的名人，包括香港歌手何韵诗及黄耀明，代表同志族群高呼出柜的必要性。黄耀明说：“当我站出来讲‘我是同志’时，这几个字仿佛是一种解放，而这种解放的力量是完全超乎我的预期。”仔细想想，出柜只是单方面地从压抑已久的地方走到不被压抑的地方吗？出柜的同志通常面对的是更大的压力去证明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正常”。
权威真正运作的方法不是解放的相反，而是透过间接关系零散的影响并改变其他个体。这就是为何未出柜的同志通常觉得自己压力最大的来源，莫非就是已出柜同志的期许。
第三，同志一词本身就象征著把同性恋推向“正常化”的方向，这正常化的过程通常是依靠突显出其他“非正常”的社会边缘族群。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在同性恋去病化的历史脉络里，扮演重要角色的跨性别(transgender)族群。
排挤跨性别族群
1973年，同性恋从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里剔除。许多美国史学家如John D’Emilio及Ronald Bayer已深入的描绘同志运动家对医界的愤怒及挑战，导致同性恋在六、七十年代交接时的去病化。笔者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vol.44.4)，透过知识学的棱?，厘清金赛性学报告当时如何刺激心理学及精神医学在同性恋议题上的辩论，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完整的理解。简单的说，同性恋的去病化过程，除了受到同志及妇女运动的影响，很重要的来源是精神科学专家本身，因金赛报告而重新评估长久以来的临床理念。
有趣的是，直到美国六九年“石墙事件”的爆发(学者至今仍争辩此事件真正代表的族群)，严格上来说同性恋跟跨性别的区别在历史上一直未划清界线。当同志要求医学人士肯定同性恋的“正常”状态，他们是抓住性倾向的隐性特征，而衬托同性恋跟异性恋的相似度。因跨性别是依赖显性的表达方式，在这关键时刻，渐渐被主流同志运动排挤在外，也因此从边缘的位置，慢慢酝酿出独立的自我政治意识，并在九十年代社会运动中成为重要的一份子。
复制异性恋霸权?
由此可见，当下火热的同志婚姻议题，真正掩盖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同志婚姻是否只是在复制传统异性恋霸权的思维模式，把同志变得异性恋化？提倡同志婚姻的声音是否都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代表？如何避免让阶级区分主宰同志的生活型态？出柜的“解放”力量是来自于已经出柜同志的骄傲还是未出柜同志的压力？同志婚姻合法的过程(在少数国家已合法了)是否把许多在社会边缘的族群排挤到更边缘？当同志运动背叛了初衷，已经出柜的同志打开的，只是另一个衣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