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年在新加坡，我被690万的报导和评论淹没。
新加坡政府在榜鹅补选结束几天后公布一份人口白皮书指出，该国将持续引进外来人口，预计在2030年，人口可望将从目前的530万提升到690万人。白皮书称，新加坡面对出生率过低和人口老化，唯有吸收移民以提高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至2.1，缓解社会老龄化问题。以这个时间表和人口目标估算，新加坡必需在未来的17年里，每年引进近10万人才可达成目标。
此白皮书引起一片哗然，网络上充斥反对的意见，挞伐之声不绝于耳。很快有人发起2月16日在芳林公园“对690万人口说不”（Say NO to 6.9 million Population）的集会。当天年初七，雨一直下，却仍有数千人踩著泥泞聚集在“演说者角落”（Speakers’Corner）举牌、演讲。对于妄顾民声的政府，新加坡人真的生气了。
时间回到除夕当天。我发挥著半个客家女人的精神，时过中午才去采办年货。搭地铁时，我有点错乱，以为自己身在台北。车厢不拥挤，零星有人站著，偶尔还有空位。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天年假中更明显。我突然感到心虚，是不是过年期间，大部份马来西亚人和不少中国人都回国回家去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才恢复闲定、舒适？
年初三，我在一场餐聚中新识一位年轻的新加坡朋友。他提到周末芳林公园的活动，我表示会去参加，想多了解新加坡人的观点，但坦白我的尴尬，我不正是被反对的外来人口吗？他大方地表现欢迎，他说我是关心本土历史和“贡献”新加坡的人。（嗯，该如何消化这种“善意”呢？）
餐后回家，久居香港的朋友们来访。谈到白皮书的人口政策，他们异口同声表达认同，认为这是一个政府面对低出生率和老化社会所必要采取的因应措施。他们问我反对什么？我试著回应：我不相信政府提供的数字，我也拒绝发展迷思所牺牲的人文价值和环境破坏。朋友们以香港举例，指港人面对到更严峻的考验。相对于香港，新加坡的处境无疑是好太多了。我无辩才，但我认真思考这个质问。
年初七中午，外面下著滂沱大雨，想到先生感冒未愈，我几乎要放弃出门了。到了下午雨势转小，重燃起我鸡婆的心，于是我带著发烧鼻塞的老公来到芳林公园。现场聚集的人数出乎意料之多，人们撑著雨伞遍布草皮，从高处望去，形成一片色彩缤纷的伞海。
这是我见过最和谐的“示威”。群众依序上台发言，听众在台下鼓掌，偶尔呼应。事实上这也是我参加过最“安静”的抗议活动。人们不甚激动，也不鼓噪，呈现出新加坡社会一贯的保守和谨慎，对公众场合维持警惕、善加观察，有其拘谨和内向的一面。
与“排外”划上等号
“示威”活动结束后，陆续有谴责“排外”的声浪。当天晚上各外国媒体纷纷发布新闻，其中BBC提到，主办者早前在网络上发表过攻击中国新移民的文章。曾代表反对党参选2011年大选的吴家和称中国新移民是本地人口的“头号公敌”。
虽然该文章很快就被移除了，但他的言论已为这场活动蒙上污点，让原先所强调的针对政府的人口政策而非外国人的定位变了调。
我从来没有把反对6.9等同于反对中国新移民，虽然我知道这个反对的背后确实是有针对性的。当人们把“新移民”一词直接指向中国人，就已经说明这不是一个轻微的对立。
事实上新加坡的外国人口中，除了马来西亚籍之外，还有不少是来自邻近的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和港台。为什么当政府祭出一纸人口白皮书，反对声浪便又直接指向中国籍人士？新加坡政府拒绝披露移民的国籍比例，也间接让中国籍移民承担了所有压力，仿佛未来增添的160万人口必定来自中国。
继2011年的大选及其后两次补选的结果，充份指出本地社会的抑郁、情绪累积和反弹。我相信大部份新加坡人忧心的是新加坡的负荷，以及对愈发鲜明的生活变貌感到冲击。即使我或许是被新加坡朋友“欢迎”和“接受”的外来人口，但外来人口就是外来人口，纵使我们跟新加坡分享共同的历史、有更贴近的关系，一口气奔过来160万人，新加坡社会也一样会大力反对的。
因此“排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也并非毫无道理的。我无意为“排外”找寻合法性，像吴家和那种国籍本质主义论述更是肤浅又恶质，但如果把一名庞克装扮高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Singapore for Singaporeans）口号的年轻人斥为“排外”，或把整个反对运动定调为“排外”，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谴责“排外”固然是正当的。当“区异”到了一种用语言和行动来歧视与侮辱的程度，当然就构成“排外”了。我只是纳闷，原本大家一直以来都用不同的形式和方式“排外”来著，言论忽然高举谴责“排外”的道德大纛，这个突来的转向颇引人疑窦。
反对即“排外”，这种被简化的联结很容易把反对人口政策的焦点消弭掉。政府或可坐享其成，藉谴责“排外”的舆论充作政策的挡箭牌，但同时也把人民推到更远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