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6日，新加坡民众的情绪被榜鹅东的补选牵引。区区一个3万1千多选民的选区，计票竟费时近3个小时；主流媒体方面，包括自诩在本区域具公信力的《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在内的报导也顿时缓慢下来，极度不符岛国素来的高效形象。
成绩终于揭晓，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自家门前栽了大筋斗，让在野的工人党以超过10%的选票差距刷新历史，欢呼声从波东巴西，后港一路传到榜鹅东，标示著反对行动党势力版图的扩张。
这个结果让那些长年借吹捧新加坡来发泄对国阵不满的马来西亚人感到错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成功营造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的政府，居然在榜鹅东吃了一记闷棍？
其实，抗拒行动党（具体而言是李光耀）精英和高压式领导的新加坡选民一直存在，1950和1960年代火红的工运和学运就是例子。1970至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为确保外国厂商能安心投资设厂，强力收编职工总会（NTUC)，引发劳动阶级强烈不满，当时工人党的领袖惹耶勒南即借势赢得1981年的安顺区补选，成为国会第一个在野党议员。但李光耀不改著重行动党精英的态度和“优生论”等观点加剧民间的反弹，以致于1984年大选中流失了超过10%的选票。
底层收入停顿十年
刚愎自用的李光耀当然不认输。1987年的“光谱行动”，表面上对付的是“马克思主义阴谋”，实际上是借用国家机器打击任何试图捍卫劳动阶级权益的人士；1988年出炉的“集选区”制度亦属全球首创，美其名是确保少数族群的代表性，其实意在压缩在野势力，迫使社会精英选择行动党。
1997年的经济风暴以后，周边国家的朋党集团逐一瓦解，行动党对于本身经济挂帅并优惠外资的政策越发自信。
此后，以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为首的官联机构角色更为吃重，全球走透透争取合作伙伴，对外资外企门户大开。全面开放的政策让新加坡成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宠儿、国际基金经理和地产大亨的乐园，更在去年击败香港，成为流动富豪(mobile millionaires)在亚洲的首选栖身之所。
但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早在几年前就警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新加坡，香港，中国和马来西亚赫然上榜；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的流动资产，比例冠全球，底层民众的收入却在21世纪的头十年全面停顿。这就好比巫统透过官联公司和垄断关键企业制造了一小批诸如慕克里和赛莫达等所谓的土著朋党，绝大部分的马来民众收入依然停滞不前而引发了强烈的反风。
本土华人vs中国人
独立以后，“居者有其屋”和便捷的通勤系统曾经是新加坡政府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重点政策，但迷信全球化经济乃万能的行动党，最终不得不在外资/外企和民众之间做取舍。
如今，当外国人在岛国住豪宅开跑车之时，一般新加坡人实际面对的是日益困难的住房问题和拥挤的地铁，而当局回应的方法之一竟然是把部分地铁车厢的座椅撤掉，腾出更多站立的空间，形同羞辱依赖公共交通的纳税人。
新加坡政府只相信自己挑选的精英，对外称选贤与能，对内却要求能人志士美言而非谏言，民众于它不过是追求经济成长的人肉机器。
随著职工总会被收编，劳动阶级失去了发言权，面对物价和房价上涨亦求助无门。
行动党为讨好外资并保障官联企业的利益，大量引进薪金偏低且易于操纵的客籍劳工。
2009年12月，李光耀在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访谈中提及只需1千新元的月薪就能请得勤力的中国厨师，无疑是在低收入的新加坡人伤口上撒盐。
由于阶级与收入的限制，一般新加坡人没机会接触在他们国家吃香喝辣的外籍贵宾，于是只能将对政府优惠外国人政策的愤满宣泄在日常生活中同属劳动阶级的中国人，衍生了意想不到的“本土华人vs中国人”之争。
1990年代中期以后，行动党已全面抛弃仅存的一丁点社会主义色彩，放纵市场经济，效劳国际资金和资本家。
因此，榜鹅东补选的结果很大意义上是对行动党过度服膺于盛行国际的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抗议，但在只看GDP不谈意识型态的新加坡，不但民众对此未有认知，就连工人党本身于此亦无意识，这点从该党秘书长刘程强于补选后强调其监督与制衡的角色可见一斑。
也正因为新加坡在野党缺乏完整的替代政策和执政理念，单凭2011年大选的成绩和榜鹅东的补选就断定变天已近尚言之过早，更何况行动党近年虽连番失策，其自我修复的能力和对国家机器的掌控要比马来西亚的国阵来得强。
但这次结果至少证明了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除了温饱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敢于争取与政府平等的发言权，间接鼓励更多行动党以外的社会精英参政寻求改变，这本身就是一项进步，也值得垂暮之年的李光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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