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就连多间专卖华文翻版图书和以特价为号召的华文书店，都要在苏丹街占有一席之地。对吉隆坡的社会和历史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苏丹街的隔邻就是俗称唐人街的“茨厂街”，在它的附近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陈氏书院”和历史悠久的华校“尊孔中学”，更有华社组织的最高领导“中华大会堂”。因此，这里不但是历来吉隆坡华人活动的中心，更是传统中华文化的大本营，上海书局始终离不开苏丹街，抢占这先天的地利，看来不失是明智之举。或许可以说，那是形势造英雄，这地段特殊的水土人情，养活了华文书店。
吉隆坡上海书局和马来亚华校的关系，早在出版“现代版教科书”的年代就建立起了。马来亚广阔的市场一直都是新、港上海书局华文出版的主要腹地，个中的原因就是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有广泛和深入的基础。
新加坡自从1965年独立之后，教育政策就逐年偏向重英文轻华文，到了70年代末，不但传统的华校不复存在，在双语教育政策之下，华文只是整体课程里作为第二语文的单一科目。1980年南洋大学关闭后，华文在新加坡的衰退，就日益显著，上海书局就逐步把图书销售的重心，转移到吉隆坡。
1995年前南大校友，在新加坡母校内举办一个纪念创校40周年的盛大集会，其规模和盛况震惊了新加坡社会。同年6月10日，英文《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专文，以全版的篇幅对此次盛会，作报导、评述和总结。此文章特别指出，该报的记者向印度族或马来族读者，征询对此次集会的反应时，要嘛是漠不关心，要嘛是表示赞赏，然而，对于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华族读者来说，他们却认为这是一种宣示“华文沙文主义”的表现，令他们感到不安。这个心态，相对于马来西亚的华社，为了维持全马60间独中，那常年数千万马币运作经费上的不敷，数十年来坚持的承担和捐献，的确是大相迳庭，这当然是受教育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差异。为此我们对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成功，深受鼓舞。
由于马来西亚地域广阔，仅靠吉隆坡门市卖书，范围太小，要扩大销售的范围，就得在各地举办促销活动和书展。因而由80年代起，书局便在全马各地（包括沙巴、砂拉越和汶莱等）通过自行或是与他人合作，举办规模大小不等的书展。
书局到各地的独中去办书展，由独中提供场所（一般是学校的礼堂）和所需的桌椅等，并组织及发动当地的社区和家长们，前来书展选购图书。我方除了提供货源及工作人员外，还将总收入的40%捐献给独中。按纯生意的角度去考量，这是赔本生意。确实，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吉隆坡上海书局在独中书展里的财务上是亏损的，但在宣传和扩大影响，尤其是在培养下一代的读者来说，还是有所得益的。
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尚末发展及普及之前，书刊和报章还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许多华文书店曾深入到马、新大小城镇，为人们供应精神粮食。不幸书业经常被简单地归类到商业活动，而勿视了其背后的文化散播功能。陈蒙鹤在上海书局50周年纪念特刊里，有这么一段话：“上海书局是时代的产物”，在重新审视书局的历史过程中，时代的烙印，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