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次〈华言巧语〉专栏里，笔者介绍了“华语语系”（Sinophone）的概念。第一篇文章，透过当时全球华人议论纷纷的香港反国民教育事件，呈现华语语系文化政治一词的关键性，清楚的描述港台等中国以外或边缘地区所引起的后殖民共鸣。上次，以关锦鹏所导的电影《蓝宇》（2001）为出发点，笔者大胆地把华语语系的分析框架，套用在理解酷儿文化生产的过程上。
作为在中国大陆外围的独特现象，华语语系文化明确的挑战中国中心主义在汉学界及国际政治论坛长期以来的霸权模式。应用在文学上，华语语系象征的更是跳脱对“大中国”的执著及向往态度里所涵盖的种种限制，把通常不被归类为传统中国文学的马华、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在地作品，重组在一个新的完整框架中。
很凑巧的，上篇〈华言巧语〉出版不久后，笔者就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和华文与比较文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合办的“全球华语文化”国际研讨会。
酷儿华语语系文化
主办单位特别将大会名称译为“Global Sinophonia”，引用华语语系的英文翻译并加以稍微修改原字尾。除了强调华语语系研究本身的国际性质外，也证明了华语语系这个概念有无止尽的想像空间，且定义的突破可因人而变。
去年12月17日至19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及横跨不同领域背景的学者，在中研院文哲所共襄盛举，一同探讨华语文学、文化、政治的全球多元样貌。虽说大会主题订为全球华语文化，但因为是一个国际学术协会的固定会议，有一部分的演讲题材并未直接跟华语语系理论引起对话，反而跟一个实行这个理论框架的宝贵机会擦身而过。
大致上来说，研讨会的后半场有比较多深入考察华语语系的专题小组，例如〈由下而上的华语语系文化政治〉、〈次要化或是被次要化：台湾与新加坡对抗中国或剩余的？〉、〈冷战经典与华语语系电影的去中心化〉等等。除了精彩的学术讨论外，主办单位在第一天还请到温宇航（京剧小生）、盛鉴（京剧老生）等知名演员现场示范戏剧演出，给通常被论文朗读掩盖的单调学术研讨会氛围，注入全然一新的高潮。
当然，笔者对大会印象最深的，莫非就是笔者自己所参与的“酷儿华语语系文化”专题座谈。由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彭小妍主持，这个圆桌开头便是把笔者在上篇〈华言巧语〉里讨论的基本理论构架，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会面前。
除了笔者对《蓝宇》的重读，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的助理教授叶德宣，引用伊芙·赛菊蔻（Eve Sedgwick）的情感理论及佛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细腻的解剖张爱玲小说里“耻辱”（shame）的含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客座助理教授黄家轩则是探讨资本主义跟亲属关系（kinship）所互应的酷儿“中国性”（Chineseness），如何在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跟陈映蓉的《十七岁的天空》之间形成强烈对比；最后，康乃尔大学戏剧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许仁豪，透过崔子恩的《北斗有七星》及陈俊志的《台北爸爸纽约妈妈》，延伸解读“家”的酷儿情感推动力。圆桌上，每位演讲者专心地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在酷儿理论与华语语系研究交会的转角带来独特的见解。
华语语系有待发展
从题材及时机的角度看来，即使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不可否认，笔者在此仍想提出几个“全球华语文化”研究有待发展的方向。
首先，虽然传统汉学视野无庸置疑是华语语系理论企图突破的一个主要层面，但如同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相关观念，华语语系所批判的对象应是多重方向的（multi directional），而并非单单从中国一国延伸而出。
比方说在战后的华语语系台湾社会，国民政府的“自由中国”与中共大陆的冷战，将“中国”一词的诠释及历史定义复杂化；但同时，对台湾原住民或本省人而言，当时取代日本的国民政府带来的仿佛不过是殖民政权的交替，人民的斗争所导致的二二八事件为最著名的例子。随著数十年的美援计画及实施，华语语系台湾的发展脉络也易被视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萌芽根据，以当代台湾民主意识对美持有的矛盾态度，为最鲜明的历史产物。
然而，华语语系社会不只出现在中国周边的华人地带。北美的华语语系社会也许是最妥当且直接的例子。从温哥华到多伦多，洛杉矶到纽约，散布在北美绝大多数的华人都聚集在所谓“中国城”或“唐人街”的华裔社区。这些不同国家的华裔人士聚居区，不只经历过许多以文化差异为由的在地种族歧视政策，也在全球华人历史里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文学或文化脚印，除了被华裔美国文学“正典”（canon）一直排挤在外，也不曾在现代中国文学里受到任何重视。换句话说，华语语系只是一个迟来的理论及概念，不只给予在全球各地以华语语言沟通的文化长期欠缺的一个声音，还是继英语语系后殖民研究、法语语系后殖民研究后，在中国崛起的当下，挑战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最佳典范。
最后，即使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华语语系社会的区别往往来自于所谓“殖民性”本身的异质型态。一方面，西藏、新疆、内蒙等华语语系社会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是出自于18世纪大清陆地殖民的历史烙印。另一方面，港台等沿海地带的华语语系社会及文化形成，是跟随西方或日本帝国的航海殖民主义所留下的足迹。
由此可见，华语语系绝对不能只套用在非史性的文学或文化分析：华语语系研究本身就是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先锋。
去年12月17日至19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及横跨不同领域背景的学者，在中研院文哲所共襄盛举，一同探讨华语文学、文化、政治的全球多元样貌。虽说大会主题订为全球华语文化，但因为是一个国际学术协会的固定会议，有一部分的演讲题材并未直接跟华语语系理论引起对话，反而跟一个实行这个理论框架的宝贵机会擦身而过。
大致上来说，研讨会的后半场有比较多深入考察华语语系的专题小组，例如〈由下而上的华语语系文化政治〉、〈次要化或是被次要化：台湾与新加坡对抗中国或剩余的？〉、〈冷战经典与华语语系电影的去中心化〉等等。除了精彩的学术讨论外，主办单位在第一天还请到温宇航（京剧小生）、盛鉴（京剧老生）等知名演员现场示范戏剧演出，给通常被论文朗读掩盖的单调学术研讨会氛围，注入全然一新的高潮。
当然，笔者对大会印象最深的，莫非就是笔者自己所参与的“酷儿华语语系文化”专题座谈。由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彭小妍主持，这个圆桌开头便是把笔者在上篇〈华言巧语〉里讨论的基本理论构架，赤裸裸地呈现在大会面前。
除了笔者对《蓝宇》的重读，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的助理教授叶德宣，引用伊芙·赛菊蔻（Eve Sedgwick）的情感理论及佛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细腻的解剖张爱玲小说里“耻辱”（shame）的含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客座助理教授黄家轩则是探讨资本主义跟亲属关系（kinship）所互应的酷儿“中国性”（Chineseness），如何在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跟陈映蓉的《十七岁的天空》之间形成强烈对比；最后，康乃尔大学戏剧研究所博士候选人许仁豪，透过崔子恩的《北斗有七星》及陈俊志的《台北爸爸纽约妈妈》，延伸解读“家”的酷儿情感推动力。圆桌上，每位演讲者专心地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在酷儿理论与华语语系研究交会的转角带来独特的见解。
华语语系有待发展
从题材及时机的角度看来，即使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不可否认，笔者在此仍想提出几个“全球华语文化”研究有待发展的方向。
首先，虽然传统汉学视野无庸置疑是华语语系理论企图突破的一个主要层面，但如同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等相关观念，华语语系所批判的对象应是多重方向的（multi directional），而并非单单从中国一国延伸而出。
比方说在战后的华语语系台湾社会，国民政府的“自由中国”与中共大陆的冷战，将“中国”一词的诠释及历史定义复杂化；但同时，对台湾原住民或本省人而言，当时取代日本的国民政府带来的仿佛不过是殖民政权的交替，人民的斗争所导致的二二八事件为最著名的例子。随著数十年的美援计画及实施，华语语系台湾的发展脉络也易被视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萌芽根据，以当代台湾民主意识对美持有的矛盾态度，为最鲜明的历史产物。
然而，华语语系社会不只出现在中国周边的华人地带。北美的华语语系社会也许是最妥当且直接的例子。从温哥华到多伦多，洛杉矶到纽约，散布在北美绝大多数的华人都聚集在所谓“中国城”或“唐人街”的华裔社区。这些不同国家的华裔人士聚居区，不只经历过许多以文化差异为由的在地种族歧视政策，也在全球华人历史里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文学或文化脚印，除了被华裔美国文学“正典”（canon）一直排挤在外，也不曾在现代中国文学里受到任何重视。换句话说，华语语系只是一个迟来的理论及概念，不只给予在全球各地以华语语言沟通的文化长期欠缺的一个声音，还是继英语语系后殖民研究、法语语系后殖民研究后，在中国崛起的当下，挑战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最佳典范。
最后，即使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华语语系社会的区别往往来自于所谓“殖民性”本身的异质型态。一方面，西藏、新疆、内蒙等华语语系社会与中国的复杂关系，是出自于18世纪大清陆地殖民的历史烙印。另一方面，港台等沿海地带的华语语系社会及文化形成，是跟随西方或日本帝国的航海殖民主义所留下的足迹。
由此可见，华语语系绝对不能只套用在非史性的文学或文化分析：华语语系研究本身就是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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