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兰莪参政司瑞天咸在其《英属马来亚》一书中常以“失序”来形容19世纪马来土邦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这样的描绘固然难免带有白人优越的意味，但证诸当时的情况，也未尝不是反映了事实的一面。
在政治上，由于各州统治者没有定下一套良善的王位继承法，故此常在上一任苏丹逝世后爆发宫廷的权争，无日无之，往往也把各自的土酋、外来势力卷入，波及层面极广。而各地的土酋也常因为税收、扈从等的争夺，也相互拼斗。瑞天咸非常形象的点出：“外界对他们（马来土邦）所知极少，如果没有我们的干预，马来土邦间的纷争只局限于自身的领土同时不骚乱及英国子民，他们极有可能会相互厮杀直至最后一人。”
在社会上则有华人会党和马来海盗的问题，一在陆上活动，一在海上作业。不无遗憾的是在我国的教科书上，往往凸显华人会党，形容为“私会党”（kongsi gelap），常常偏重不好的一面，而没有很好地交代其出现的历史因素和正面作用。事实上，华人会党以外，活动于马六甲海峡和苏录海域的海盗更为恶名昭彰，马来王室也是海盗的重要一员，甚至成为英殖民政府干预雪兰莪内政的其中一个借口。但这些在教本上似乎避重就轻，甚至视而不见，存而不论，有悖历史求真的精神。以下试从古代的记载和现人的研究成果略述海盗出没的情况，以见历史的另一面。
一般的学者皆认同海盗长久以来即为东南亚水上居民的最古老职业，尤其在马六甲海峡水域一带的马来群岛，海盗出没，劫掠过往船只，令航海者视为畏途。早在马六甲王朝建立以前的单马锡，群盗出没，横行海域，1330年左右途经单马锡的汪大渊有如斯的记载：“盖以山无美林材，贡无异货。以通众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这股风气到了19世纪，未尝稍歇，马来亚的大文豪文西阿都拉曾说：“在那时，谁也不敢经过星洲海峡，就是魔鬼也要退避三舍，因为那里是海盗横行栖息和劫船后分赃之所，同时也在那里将俘虏处死。有时则因口角而内哄，自相残杀。沿岸有成千成百的骷髅，有的已陈旧，有些还新鲜，留著头发，有的牙齿尚存，有些便空无一齿。”
南洋史学家许云樵和西方学者陶德甫认为，海盗普遍地存在，是由于既无土产，又乏商品，惟有依靠劫掠，因此上自苏丹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或多或少皆从事于这个没本钱的事业。在马来人看来，海盗事业其实并不是甚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也无损个人的颜面。由于马六甲海峡的水域为繁忙的商贸孔道，每年有不计其数的商船通行，都成了他们下手的对象。加上这里有数不清的岛屿、浅滩、暗礁、沼泽和港湾，成为他们逃匿潜藏的好所在。
他们进一步描绘海盗的猖獗是由于使用小船，并配有小型旋回炮，因此机动性强、速度快，不易剿捕，即使捕获，也无裁判权审判他们，最后只好让他们逍遥法外。因此在1835年以前，海峡殖民地的海盗问题，始终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法。后来汽船发明，并成为海军船舰，局势才大为改观，接下来的20年东南亚的海盗陆续被剿灭。1855年以后，除了零星盗群，基本已不足为患了，困扰马六甲水域多个世纪的海盗问题才获得基本的解决。
许云樵《马来亚近代史（上）》，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62，页151-155。
陶德甫（G.P.Dartford）《马来亚史略》，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1959，页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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