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可说已成为二次世界战后以来的普世价值，即便是威权体制国家，也至少在口头上认可这些价值——尽管他们可能会说，现阶段，他们尚不能完全实践这些价值。这等于说，他们的国家尚未实现充份的民主化，即从威权或不自由或半民主的国家，过渡（Transit）到成熟民主国家的境界。
历史地看，民主确非一步到位；只是，总的趋势是，已有更高比例的国家，从非民主过渡到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程序民主国的行列。如在1960年代，只有约1/3的国家可称为有选举的民主国，可到了21世纪初，这数目已高达2/3，如下表所示：
尽管进程是曲折的、有进有退，总的来说有举行民主选举的国家（Electoral Democracy）呈递增现象。甚至可以说，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已是公认的、唯一的取得统治∕治理权的合法与正当的程序。其他的方式，如经由世袭、个人感召力（Charisma）、个人功绩、暴力、传统等方式取得的政权，已不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同理，在像大马这种已举行了12届大选的国家，若非经由选举取得政权，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将被置疑，而使其成为短命政权。毕竟，大马已是个上了选举瘾的国家。
民主需经久不断的耕耘
众所皆知，所谓民主，至少具有3层内容，即人民是老板的主权在民（民有），经由人民的授权取得政权或人民直接参政（民治），及保障民权与政治权利，且是平等无差别的权利（民享）。在现实世界中，民主也有多种形式与分类，如大众民主对精英民主；共识型民主对多数决民主；弱势（非参与性）民主对强势（Strong）（参与性）民主，或欧洲大陆式对英美式民主等；惟选举则是贯穿其中的共性。
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也有所谓的非自由主义型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这类民主的基本特征是，它在实践最低限度的程序型选举民主时，（这个选举程序可能是相对自由的，但却不一定公平（free but not fair），如大马），却千方百计地用各类法律或行政手段来限制人民的自由，如言论、结社、表达、思想、信仰等，以便控制、统一人民的思想来保权保位。一般来说，缺乏宪政（限政）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传统的国家，常出现这类抑制民有所享（自由）的限制性行径。
在这类国家，民主化的目的，便在于把非自由主义型民主，转型为自由主义型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按亨丁顿Huttington的说法，民主化通常是以群发性（Burst）或波浪式的推波助浪（Wave）的方式发生。在现代，它前后发生了3波，第1波在1826-1926，有33国建立民主制，也有22国被颠覆；第2波发生在1960-70年代，有40个国家成为民主国，22个倒退；第3波则始于1974（葡萄牙），而在1989年达到一个高峰（主要为东欧南欧等国）。当然，此处的民主，是指浅层的选举型民主。
第3波的特点是，虽有30多个国家民主化，却未发生如前的大规模倒退现象。总的来说，进入70年代后，民主化已成为浩浩荡荡的大潮，很少再有强劲的反民主现象，可以说，民主的深化与巩固，已成了更难逆转的潮流。
目前，如何巩固与深化民主化，已成为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点。这就涉及了提高民主素质的课题，以及如何从社会、文化、经济面创造更有利民主的条件的事宜。伸言之，民主虽是大潮流，却非必然的，与不可逆转的。它的壮大与扎根，还是需要经久不断的耕耘的；其中，宪政与自由主义的到位，更是关键条件，也是大马民主化应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