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前世界的关键潮流与用语？浅见以为，改革（Reform）肯定是其中之一。君不见，世界各地的精英与民众，均流行讲改革，什么政改、经改、教改的，都与改变现状有关。既然要改革，或多或少也会带出些反既成体制，反权威，反现状，甚至是反当权派的倾向。在这种世异则事异的情况下，欲保权保位，就不得不搞改革；只是，搞改革，也有“来真的”与“来表面的”之别。
大体上言，由于改革、改变现状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既成权益者自然会产生抵触感。毕竟，手中的一只鸟，胜过丛林中的二只鸟。就大马而言，自2009年4月上台以来，首相纳吉便出台了许多新点子与各类转型计划，如经济转型计划（ETP），及实现ETP的131个入口点计划（EPPs），12个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s），6大策略改革倡议（SRIs）等。
按照首相纳吉的说法，这些新点子、新计划、项目，将可能在2010～2020年期间，启动1兆4,000亿令吉的投资额，与创造出1兆7,000亿令吉的国民总收入（GNI）；同时，也创造出330万个优质工作岗位。如此到了2020年，大马将可能实现“高收入国”（人均收入达到1万5,000美元）与2020年宏愿目标。
这个宏愿能否实现？由于没人能预测未来，任谁也说不准；只是，若所谓高收入国，是由高通膨与高债务、高家户支出致成的，那恐怕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对此，普罗大众应认识到，“人均收入”不等于实质的个人或家户收入；其次，收入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名义上的薪资高低，也取决于生活支出的高低。比方说，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既便宜、准时、频密又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服务，或是低廉甚至免费的医疗与教育，即便其收入不高，也可以过得蛮轻松。
反之，若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燃料、过路费等普遍高昂，即便是收入高，也可能吃不消。伸言之，收入的高低，也宜从供给面（supply-side）看，才不会陷入货币多，但币值低“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中。
有量变无质变的内卷化
就纳吉政权的ETP言，大体上可以说，它虽然表面亮丽堂皇，可实质上依然是老套的承包合约（Contract）与项目（Project）取向的玩意，而不是什么全面彻底提升产业层次的经济改革。此点，只要看看所罗列的那些令人眼花撩乱的入口点计划（EPPs），便可窥究竟。那些建度假酒店或扩大种植油棕，算是那门子的产业提升？顶多只能说是制造“轰然效应”的项目轰炸！
从经济增长阶段论（Stages of Growth）的角度看，经改的重点应该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合理化、优化；其中，又以“质变”为重中之重。若无“质变”而仅有“量变”，就只能说是应有其表的“空转”或“内卷化”（involution），而非质的向上提升。举个例子，台湾的股市中，高科技产业与创意产业公司占了很高占比，可大马，却是几十年如一日，依然是金融、银行、房地产、种植业等传统产业占比偏高。
同样令人深思的是，在我国股市市值占比中高达1／3的政联公司（GLCs），也偏向上述传统产业。不但不爱搞创新，反而爱“吃”掉国内有潜能的民间企业。约言之，是喜欢“吃现成的”多过搞产业升级与创新。同样该引起注目的是，由于产业调整不佳，国内储蓄没有正当出路，结果低利率不但没有刺激创业与生产性投资，反而激化了投机行为。这虽活络了股市与房地产，可却无助于改善我国的经济体质。
进而言之，近七八年来，大马的对外直接投资（DIA），均远超过外来直接投资（FDI），显示出国内投资环境极度不佳。政府虽强调，推动增长的92％投资会来自民间，政府只占约8％，可这民间投资中，政联公司至少占了约30％。若连这些大规模的政联公司，也不搞创新，或可带动产业升级的国际化，那些几十万的中小型企业，又如何启动创新，改进我国的经济体制？
低产业支撑高消费
本来，由九位国内外经济学家组成的国家经济谘询理事会（NEAC），也曾提出过具有创意的新经济模式（NEM），可他们的建议也没能落实（如生产力驱动的增长、分散决策权、去除增加人民与商人经商成本的坐地分赃等）。经改的重点本应是政策转型、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不把重点放在这重中之重，却会专注一贯以来的承包合约与项目，如何能期待大马经济脱胎换骨？它只能延续旧日的低薪资、低技能、低层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劳动力密集（labor intensive）低薪资增长路线。我国的外劳政策也反映了这点。
做为一个中高收入国，本应有对应中高收入国的增长方式与发展策略，可我国依然是旧态，依然地走老路－－即使有不少新口号。这个老路包括旧态依然地倚重外资，而且是去留不定，相对低层次的外资。这个对外资的依赖，也将抑制大马的产业升级与创新。因为，外资的动机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在世界各地套利（arbitrage），而非提升受资国的产业层次。
日本、韩国、台湾产业升级成功，能从资源贫乏国转身为高收入国，靠的是卓越的人力素质，“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敢走出国外竞争的忧患意识，以及内资（而非外资）驱动的增长。大马则是，内资没有正当出路，只好去炒股炒房地产，而让外资推动出口。试问，如何可能使大马脱胎换骨为有真才实料的高收入国？为何内资不能善用来推动产业升级？这又与我国的股权百分比政策，与不能用人唯才有关，更与政治精英要追求快速致富有结构性因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农业与工业尚未充份现代化，高度化与提高生产力之前，便转向偏重以消费与内需驱动的服务业，恐怕也是个策略性失策。它不但会加重人民的家庭支出（尤其是医疗、教育、保险等），也会抑制大马的产业规模化与升级。没有足够的农业生产力与工业化做为后台支柱，服务业的层次也只能是有限的。日后的大马人，很可能是高价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与提供者。当油尽气枯后，这个高消费也将告一段落。
（在2011年大马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各类别所占的比例分别是：消费67％、投资21％，净出口10％；在产业结构中，各领域所占的比例则是：服务业57.7％，制造业27.6％，农业7.3％，矿业7.0％，建筑业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