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13日星期二，吉隆坡爆发“史称”“513事件”的种族流血冲突，死伤人数统计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真相也未明朗。513是马来西亚现代史的重要转折，左右了事件发生之后40多年来的马来西亚政经社文教发展，造成国家政策进一步往“种族分化”(racialization)的方向倾斜，并以“卜米主义”(Bumiputraism)为宏大叙事，宰制了社会各领域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513事件及其后果，今天的马来西亚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社会。
历史文献、论述话语或口述历史所企图陈述或呈现的，无非是“我方的历史真相”，而非“历史的哲学反思”(metahistory)。史官或论者旨在告诉世人事件的因果功过与权力结构，但事物的核心或事件的本质则无从得知，因为历史文献、论述话语或口述历史并不作“历史的哲学反思”。历史文献或论述话语企图陈述或呈现的“513暴动事件”，也是如此。
美籍华裔作家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来自马来西亚，为离散马来西亚诗人、小说家兼学者，作品多追忆在马的逝水年华，充满历史与文化记忆，更充满种族创伤。她的回忆书写《皎月圆脸》(Among the White Moonfaces)和小说《焚香金箔》(Joss and Gold)中不乏关于513种族冲突事件的追忆与再现。这里只谈《皎月圆脸》。
林玉玲于1944年生于马六甲，《皎月圆脸》书写她50岁以前跨越东南亚与北美两地的生命历程，她在书末写道：“我在50岁生日的早上写下这些”。“这些”，指的是这本回忆录中题为〈回家〉的末章上的文字话语：
我自己的国家拒绝让我这样的人把那里当作家乡，讽刺的是，在美国这个原本禁止像我这样的人进入的土地上，我竟然发现自己在这里建立了家园。虽然美国还是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歧视事件发生，然而在意识形态上，马来西亚有可能将来变成另一个美国。
林玉玲“50岁的早上”，是1994年12月27日早上。那天“太平洋的海浪高涨”，书写者内心的“生命浪潮”也“浪花朵朵”。这本回忆录从1990年代初动笔，到了1994年12月，断断续续写了4年多，书在1996年出版。林玉玲写下这些话语时，已经“离开家园”，身处美国加州圣塔巴巴拉，50年的似水年华，在回忆与书写里，既浓缩为4、5年，也浓缩为那一天早上，她“写下这些”的咖啡时光。
林玉玲借由书写，穿越时光隧道，回到过去与历史，在全书终卷时重返现在。《皎月圆脸》里的历史，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历史，他在《明室：摄影札记》里头写道：“而历史不正是我们尚未出生前的时代？从我对母亲尚无记忆前她曾穿著的衣服中，我读到我的不存在”（许绮玲译)。书中彰显林玉玲的“不存在”的历史，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祖父辈的华人移民史。不过，叙事主体不存在的历史“记忆场”(relme of memory)，显然有别于她的记忆档案中的记忆场。在她的记忆场中，她的“历史刺点”是“国家拒绝让我这样的人把那里当作家乡”。
不被允许以大马为家乡
“像我这样的人”，显然指的是马来西亚那些没有被标示为“卜米”的族群。“卜米”（土地）为“卜米不特拉”(Bumiputra)简称，意为“土地之子”。虽然“卜米”不是铭记于宪法的马来西亚族群名称，但却是1970年代以来落实种族分化的土著宏大论述，曾经纵横马来西亚各角落，迄今仍然发挥作用，例如2011年11月，内政部即宣布泰国裔马来西亚人具“土著”地位。政府宣称泰国裔族群为“土著”，意味著他们可以“把那里当作家乡”了，尽管他们早已世居北马诸州。反之，不具“土著”地位者，难免感觉“国家拒绝让我这样的人把那里当作家乡”，尽管不具“土著”地位者也跟土著一样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好几代了。林玉玲外祖父母是峇峇与娘惹，但他们的祖先在15世纪时就已移居马六甲了。
值得注意的是，林玉玲说“我自己的国家拒绝让我这样的人把那里当作家乡”时，早已移居美国，“竟然发现”自己在他乡建立家园，成为亚裔美国人了。这是一个“离散双乡”叙事。林玉玲写道：“从小到大，一直跟著我的就是马来西亚家乡的印记。因为这样，我一心想为这些胎记找出意义。……我比多数的移民花更多的时间，才得以离开家园”。对像林玉玲这样一个“离散双乡”者，“建立家园”也是“离开家园”。不过，“从小到大，一直跟著我的就是马来西亚家乡的印记”已经成为“胎记”。既然是胎记，就会一辈子铭刻在身体上，无从离开。“从小到大”的家园也是如此。
林玉玲在1969年8月底离开马来西亚。在前一年，她获得美国布兰戴思大学的入学许可与奖学金，于是在1969年初决定放弃爱情赴美念书。到了5月13日，吉隆坡爆发种族流血暴动，过后“马来西亚大多数的事物，不管是公共事务抑是家庭内务，不管是政府机关抑是私人企业，不管是专业抑是个人、经济抑是文学，全都无可避免地蒙上种族的色彩”。林玉玲决定离家去国，也在爱情与未来事业之间做了抉择。在离国之前，她将自己和国家“充满暴力的分裂”与小我的爱情絮语并置：“弥漫在整个国家中的苦闷正巧与我们的分裂相呼应”。
林玉玲在回忆录中自承，“从1964到1969年，我一直待在马来亚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其实，马来亚大学也不那么象牙塔。国家政治与社会脉络随著她的大学生涯进程而改变。到了1969年，马来西亚已历经与新加坡决裂的创痛，另一次分裂的创痛──513──即将到来。513这场“创伤”发生当天，她人在吉隆坡卫星城市八打灵再也，并未亲历“历史现场”。她在某私立学校辅导学生读莎剧《马克白》，导读这部莎剧中的3个女巫出现的场景，思考英国文学在马来西亚的未来，下课后想著即将到来的感情分裂，在途中到油站加油时，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马来西亚的pontianak已现形了：
街上所有的灯都熄了，我快速骑上坡，纳闷八打灵再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漆黑一片，气氛诡谲。我一进门伊克保就抱住我，“我为你担心死了。你没听说现在戒严了吗？”
（上，明天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