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导，首相纳吉在最近的《政府及经济转型成绩报告》中指出，自政府推出经济转型计划以来，大马的人均收入，已从2009的6,700美元，剧升至2011的9,700美元，增幅不俗。同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从2009的约6800亿令吉，剧升至2011的8,527亿令吉。
从增幅来看，似乎不俗，只是，看一国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不可光看短期的“量”，也得看长期的“质”，及其可持续性。之所以增长并非直线的，而可能出现起落，如在2008年，大马的名目人均收入便是约7,800美元，比2009年的约6,700美元还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应对增长持谨慎态度，而不宜盲目乐观。
从推动增长的源头、原动力来看，大体上言，增长动力可来自投资、出口与消费。就大马来说，自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消费已成了持久的推动力量，也因为靠消费推动太久，结果是，积累了一大堆债务。如联邦政府债务，已从2006年的2,422亿令吉（占当年名目GDP的42％），逐步上升到2011年的约4,560亿令吉（占GDP的约53％）。若包括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在内，这债额甚至高达约5.730亿令吉，也就是高达GDP的67％。按欧盟的标准，已超过60％的上限，进入了危险水平。
此外，消费推动的增长，也加速了民间的债务，如家户债务（household debt）占GDP的百分比，已从2006年的69％，上升到2011年的77％！这个占比，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若把联邦政府的债务（不包括州政府）与家户债务（约6,620亿令吉）加总起来，总额已高达约1.2兆令吉！
显见，从性质上看，进入21世纪初期，大马已日愈依靠消费与债务来推动增长。这个增长的素质（Quality of Growth），是颇有问题的。
从性质上看，增长也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一，生产要素驱动型（Factor-driven growth）：即靠投入大量的初级人力、原料与资本来驱动的粗效型增长，如雇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包括廉价外劳、低薪资来推动，或是靠投入大量资本于房地产，搞威望项目（Prestige Project，如摩天楼）来推动增长；这类增长素质低、回酬也低，更可能后患无穷。
如迁都到布城，便是“非生产性”（Non-productive）的投资驱动增长方式，不但无法带来长期的回报，甚至成了联邦政府经常支出的长期负担，是种不顾长期后果的政治工程。大马自1980年代以来，已成了一个“承包商合同与项目大国”（ANation of Contractorsand Projects）；这是党政不分、政企合一的不良后果，也是贪污、腐败、滥权的根源。二，债务驱动型（Debt-driven growth）：举债发展，本是许多国家惯用的手段，然而，它也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区别。如在1997～1998年金融危前的韩国，便是靠高债务来驱动增长的发展至上国（Development State）。整体上言，这种发展策略虽也加速了韩国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可也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了其脆弱性。
对其他国家，如大马，所举的债，则多用于消耗性与非生产性的活动，而非用来加速工业化或产业升级；因此，整体上言，这个债务驱动策略，是弊大于利，且会祸及子孙，有失“代际公正”（Generational Justice）的原则。大马目前走的就是这种非生产性的债务驱动型增长，它带来的是负担多过回报。三，创新型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 growth）。由于大马已是中高收入国，若欲更上层楼，只能靠创新、产业升级与提升生产力、竞争力来实现可持续的高收入国；可整体上言，由于未能实现真正的改革，如党政分家、政企分家、党职与官职分家、削除政治与行政垄断、以权谋利、坐地分赃的寄生式寻租活动（rentseeking）等，大马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质变，自然也不会有出现创新驱动型经济。
转型计划未触及问题核心
若增长模式不能从“粗放型”，转入“集约型”或“创新型”，有素质与可持续的高收入国是难以实现的，而要实现有素质的高收入国，首须有人才、技术及适配的政策与制度，如用人唯才，法治昌明、良好治理等。若否，便只能用急功近利的短期主义方式来驱动增长，就如我国众多“债留子孙”的计划一般。
整体上言，纳吉政权所推出的各类项目，与转型计划，可说是表面多过实质，并未触及核心，这也是巫统／国阵的政治生态所使然。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民尚未看到真正的反腐倡廉，而只看到短期的讨好人心的花招。这显然无助于实现有素质，可持续的高收入国。
进而言之，高收入国也不等于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人均收入只是简单地把GDP除以总人口，它完全无法表现出收入分配状况。实则，在2009年虽说人均收入6,700美元，在全国约600万户中（每户约4.4人）便有约52％的家户，其月均总收入少于马币3,000令吉。
此外，在2009／2010年度，大马家户的月均支出为2,190令吉。相比之下，2004／2005年为1,953令吉，而1998／1999年则为1,631令吉，见统计局相关报告。
根据《第十大马计划书》（页150），在2009年，也有33.4％的家户，月均总收入少于2,000令吉。易言之，这33.4％的家户，是入不敷出的。之所以，则与我国产业升级失败，有75％工作人口为非技术性员工，及大量廉价外劳与存在有关；而大量廉价外劳问题难以解决，也与“寻租活动”猖狂有关。
从更全面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角度看，大马的排名已从2010年的第57落至2011年的第61名；而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最低20％者的收入与最高收入20％相比，差距为11.4倍，属于偏高群组，比新加坡、香港、美国的各别为9.8、9.6与8.5倍高。这个差距，也显示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上，即大马为0.462，而美国为0.408（系数0为完全平均，系数越低表示分配越平均，系数0.6以上表示贫富悬殊严重）。实则，大马在环境永续方面的表现也差，显示出我国是个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