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思维，一旦跟不上时代脉博，就是日暮西山，走向没落的开始。一些政党政客尽管可逞嘴硬，甚至是陶醉在自我感觉里而不能自拔，可它始终还是改变不了备受民众唾弃的厄运的。马来西亚的朝野政党大多从不讲求论述的建设，也少有意识形态的匡限，但它们所继承延续的习性观念，很多却是威权与族群政治的遗毒。
长久以来，族群配额（俗称“固打”）干预了民众生活的极大层面，以致它无孔不入，既连选区的拨款数额，也有不少地方政客坚决主张它须按种族比例来分配。推而广之，不单国家政经资源的分配挣不脱这一道紧箍咒，就连公务人员的招聘取舍，也同样须以种族比例为考量，历久不变。
选区服务的种族化区分，更是族群政治的最佳写照。先是把民众的问题贴上族群标笺，再将它付托予有关的族群政治代表去跟进处理，似乎已成为官场政坛的常态。然而讽刺的是，每逢大选将届，朝野政党候选人的拜票对像，却是一反常态，以跨越族群、宗教，拥抱全民为主轴。
其实这种已经沿袭半个世纪的族群政治思维，在新生代的心目中，是过时迂腐的。毕竟，任何当选的候选人，须靠跨族的支持方能胜出，因此他的服务对像，按理就自然应该是主动面向各族选民，而不是迂回地通过所谓的族群政治代表。
同样的，国人也常听到一种惯性的推论（还称不上是论述），即把某一族群对一些所谓偏差政策的反弹，完全归咎于“族群政治代表”的“解说不力”－－不能有效地为有关政策辩护解说。这类习惯反应的说词，不禁令人对大马人民的民智感到怀疑。选民对有关法令政策的观感立场，到底有多少是受到政客的辩白解说所左右，人民自然是心中有数，良政或是恶法，也当然自可分辩。
毫无容纳异议的空间
另一边厢，值得关切的倒是“族群政治代表”的功能角色。作为执政阵营的成员，他们的主战场理应是政府内阁的决策平台。即便是需要为政策辩护、解说以释众疑，那也理应在执政阵营里取得内部共识后，由个别部门单位去负责。
向来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已陷“政治跛脚”的“族群代表”，一方面既无从力挽狂澜，阻挠不利本族的政策出台；另一方面却须为其护驾辩白。这种进退失据的窘困，对“族群政治代表”而言，可说是二度伤害：既暴露本身的软弱于先，复须顶著“为虎作伥”的骂名于后。最终，可能正因为他在本族社群里的公信力已丧失殆尽，而终被唾弃。
这种窘困固然困扰老牌“族群代表”多年，但对期待政党轮替的民联三党来说，何尝不是最佳的借镜。尽管民联没有“族基政治”的包袱，然而当下暂被搁置的争议，如：华裔副首相职，以及伊斯兰党有关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终极主张等，若是不获妥善认真的处理，民联日后即便有望入主中央，其前路还是充满变数的。
纵观国阵与民联双方，其共同弱点无独有偶，皆显现在处理党内异议的思维手法上。或许大马政治久受威权领导的熏陶，而致朝野政党普遍都力求党内能够统一口径，丝毫没有容纳异议的空间。独立思考之于执政当局，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始终是无异于洪水猛兽的。
此时此刻，朝野政党最常见的因应手法，就是立时祭出封口令。对打贪查弊，也是如此，不外是要藉之打击敌营、揭敌疮疤，以凸显本身是站在贪腐的对立面，为人民的福祉护航。然而讽刺的是，一旦本身阵营里有人要揭弊打贪，头子们不单不会闻过则喜，庆幸己方有人要认真肃贪剔腐，树立好典范，反而还会在万般推搪遮掩之馀，严加诘问到底丑闻因何会轻易外泄。演变的结果，往往最终备受对付者，可能不是涉案的始作俑者，而是一心要揭弊打贪的原告。
政党的是非标准沦丧及此，难怪坊间民众愈来愈不敢对政党政治寄以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