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公会与华团，谁最能代表华社？虽说马华有意统一领导华社，可大体上言，在工商领域，在1971年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协调法令》出台前，马华是颇具代表性的，之后，华人工商界已日趋于自力救济，自谋发展，自求多福。
就语文与教育言，在大多数时期，马华是不具代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反而是民间与董教总。虽说，马华、董总与教总曾在1950年代初期合作过（所谓的三大机构），可在1960-80年代，可说是对立多过合作。到1990年代，由于马哈迪政权在语文、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搞“小开放”，三者间的关系方趋缓和。显见，主导权在于巫统，是巫统决定了三者关系的性质。
3月25日的抗议大会，再度显示出，马华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在朝也办不了事的无力与无奈，甚至可能成了巫统的鸡肋！它会否真如前财政部长达因所言，在第13届大选被华社抛弃？
从民间对两线制的普遍肯定来看，马华公会应是前景可疑的，它能否“化危为机”，华教课题将是一个试金石。究其因，马华公会会沦落至此处境，实与其周期性党争，及与巫统的消长关系相关。可以说，马华公会与巫统的关系，是个长期的一消一长的关系。早在1959年林苍佑被东姑逼走时，马华公会便早已当家不当权，到1973年国阵形成时，其政治地位与作用，更是每况愈下，甚而致成了巫统的挡箭牌，有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既然不敢退出国阵，只有继续当巫统的替罪羊了，为利益忍气吞声。
华教非族群课题
对华社来说，本来尚对马华公会，持有恨铁不成钢的爱恨交集心理，如今，恐怕已是心灰意冷了。华社要么是自力救济，要么就是待机创造有利的条件，来寻求突破，如两线制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
历史地看，早在1956年的宪制谈判中，华人便自发地组织了《全马注册华团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且提出了四大要求：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皆成为当然公民。
（二）凡居住五年或以上的外来者，皆可免语言考试申请公民权。
（三）凡本邦公民，在权利与义务上，皆一律平等。
（四）华、巫、印为官方语文。
这四大要求中，前二项基本上得以实现，可后二项则落空（虽然这四大要求有提呈给制宪委员会）。
在1965年，沈慕羽等人，又再发动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惜被马华公会中央否决，也是马青副团长的沈慕羽尚被开除党籍。
在1967年，因教育部要为难华校生，要求得有剑桥文凭方可出国留学，从而使华人不得不提出独立大学的要求，可当时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却说是“铁树开花”（妄想）。后果便是大选惨败。
最终马华公会提出了以“华人教育”替代“华文教育”的拉曼学院替代方案。尽管1978年大选前，董教总又再为独大请愿，却不果。1987年10月各华团与政党便曾在吉隆坡天后宫示威，抗议教育部派不谙华文者到华校任高职，后演变为大逮捕。
结而言之，为了自保自救，华社曾多次被逼做出防卫性、反应性的抗议，可政府却旧态依然地，力图主动挑起事端，而马华公会也无能事前制止，确是太令人失望了。最后，应点出的，现阶段的华教人士，似乎也不再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而仅要求政府别蓄意使华校变质，及应获得合理、公平、平等的待遇。约言之，这是个关乎基本人权，而非族群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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