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公会与华团,谁最能代表华社?虽说马华有意统一领导华社,可大体上言,在工商领域,在1971年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协调法令》出台前,马华是颇具代表性的,之后,华人工商界已日趋于自力救济,自谋发展,自求多福。
就语文与教育言,在大多数时期,马华是不具代表性的;具有代表性的,反而是民间与董教总。虽说,马华、董总与教总曾在1950年代初期合作过(所谓的三大机构),可在1960-80年代,可说是对立多过合作。到1990年代,由于马哈迪政权在语文、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搞“小开放”,三者间的关系方趋缓和。显见,主导权在于巫统,是巫统决定了三者关系的性质。
3月25日的抗议大会,再度显示出,马华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在朝也办不了事的无力与无奈,甚至可能成了巫统的鸡肋!它会否真如前财政部长达因所言,在第13届大选被华社抛弃?
从民间对两线制的普遍肯定来看,马华公会应是前景可疑的,它能否“化危为机”,华教课题将是一个试金石。究其因,马华公会会沦落至此处境,实与其周期性党争,及与巫统的消长关系相关。可以说,马华公会与巫统的关系,是个长期的一消一长的关系。早在1959年林苍佑被东姑逼走时,马华公会便早已当家不当权,到1973年国阵形成时,其政治地位与作用,更是每况愈下,甚而致成了巫统的挡箭牌,有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既然不敢退出国阵,只有继续当巫统的替罪羊了,为利益忍气吞声。
华教非族群课题
对华社来说,本来尚对马华公会,持有恨铁不成钢的爱恨交集心理,如今,恐怕已是心灰意冷了。华社要么是自力救济,要么就是待机创造有利的条件,来寻求突破,如两线制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
历史地看,早在1956年的宪制谈判中,华人便自发地组织了《全马注册华团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且提出了四大要求: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皆成为当然公民。
(二)凡居住五年或以上的外来者,皆可免语言考试申请公民权。
(三)凡本邦公民,在权利与义务上,皆一律平等。
(四)华、巫、印为官方语文。
这四大要求中,前二项基本上得以实现,可后二项则落空(虽然这四大要求有提呈给制宪委员会)。
在1965年,沈慕羽等人,又再发动争取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惜被马华公会中央否决,也是马青副团长的沈慕羽尚被开除党籍。
在1967年,因教育部要为难华校生,要求得有剑桥文凭方可出国留学,从而使华人不得不提出独立大学的要求,可当时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却说是“铁树开花”(妄想)。后果便是大选惨败。
最终马华公会提出了以“华人教育”替代“华文教育”的拉曼学院替代方案。尽管1978年大选前,董教总又再为独大请愿,却不果。1987年10月各华团与政党便曾在吉隆坡天后宫示威,抗议教育部派不谙华文者到华校任高职,后演变为大逮捕。
结而言之,为了自保自救,华社曾多次被逼做出防卫性、反应性的抗议,可政府却旧态依然地,力图主动挑起事端,而马华公会也无能事前制止,确是太令人失望了。最后,应点出的,现阶段的华教人士,似乎也不再提出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而仅要求政府别蓄意使华校变质,及应获得合理、公平、平等的待遇。约言之,这是个关乎基本人权,而非族群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