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大选跫音已近，从今年1月开始陆续有不同的民意调查单位，针对朝野领袖展开超过5次的民意调查，调查议题包括关注在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支持率的变化、民联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的声望，或首投族的投标倾向。
“民意调查”在民主社会国家早就蔚为流行，不少更是以民调做为决策的依据，更不断地扩大民调的应用范围。
在大马，民调的活动在近10年才较为人所识，其中，民调在大马过往历届大选都鲜少被用作以测试选民动向，这主要是大马过往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治体制，国阵长期执政，在大选中胜出几乎已成定局。
不过，因为308政治海啸让我国政治生态骤变，而下一届大选也成为民联与国阵对决的重大战役，所以“民心所归”是如今两大阵线最想得知的事情，各个民调单位也针对选民的政治立场，进行各式各样的调查。
只是，马来西亚50多年以来是族群政治架构，以及拥有多民族和多元语言的社会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开门见山”地询问他人支持什么政党，这种民意调查是否适合本地社会文化？而且只是以1000多人作为访问样本，这样是否能有效测出全国民意趋势？
目前在世新大学新闻研究所就读的大马学生杨佩玉表示，所谓的民意调查是指以科学的方式针对时下发生的重大公共议题，主动作系统与全面的调查，与传统新闻报导只能被动式地依赖意见领袖作消息来源，或记者与群众的片面观察所看到的现象，有极大的差别。
受访样本具代表性
她表示，以政党或候选人的支持度为例，记者在政治讲座现场只能采取个人和非系统性的观察，因为出席的民众多数是政党忠实支持者，即使现场人数达万人之众或者气围再热烈，都缺乏代表性，因为广大的中间选民的投票倾向，难以了解。
“民意调查能弥补不足，如今的民调通常针对调查主题设定数道简单的问题过后（例如在大选将支持哪个政党），再透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取出能符合母群体特质，和反映人口结构的受访样本（合格选民）进行访问。”
若只对1000多名随机选出的受访样本作调查，这样就能反映全国人民的投票趋势？杨佩玉表示，盖勒普民意调查曾在198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天随机访问1985位美国选民，统计得知雷根将会以59％对41％的选票差距击败对手。
“结果盖勒普的民调正确预测得出该次总统大选的成绩，其关键并不在于访问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其‘抽样方式’正确，所以受访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能有效地推论到整个母群体的投票倾向。”
不过，她说，虽然受访样本能有效预测母群体，但由于样本与母群体仍存有差异，以及执行过程也会有出现偏差，所以样本与母体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抽样误差，通常误差值为3％左右，即如果民调结果显示甲比乙的民望高出2％，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可能两者支持率相差无几。
社会氛围改变也会影响民调
在政治的舞台上，民意调查是探讨民心的武器，只要能掌握民心所思的趋势，相互竞争的政党可以顺应民意提出诉求与改变，而政府也或许就能俯顺民意从善如流作出改革。只是，民调是否可完全掌握民意趋向？
陈承杰指出，民调可以找到某段时期的多数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当下的直觉式思考与反应，再过一段时间或原有的社会氛围改变之后，可能又会有所不同。
“例如在2009年霹州宪政危机时期内所进行的政治民调，拒绝受访民众的机率比平时高出许多，而如今发生拿笃事件后再对沙巴民众作访问调查，不合作的机率也比平时多，可能当时的社会氛围让民众害怕被询及政治意见。”
常面临内外限制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张四明教授，在名为《民意调查的科学基础、政治功能与限制》的期刊论文也指出，民调理应可以在政府与民间之间发挥沟通功能，但是，实际的运作经常面临内外在限制因素。
其期刊内容显示，民调机构所采用的电话随机拨号，可能有涵盖度偏低的问题存在，因为被遗漏的电话用户，可能会造成抽样过程中的系统性偏差，例如穷人、摊贩、流动工作者等不易联络上的族群，这都影响随机抽样的严谨性和样本代表性。
其次，问题的叙述方式也可能影响到调查结果，曾经有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民有关社会救助政策的意见，若问题措辞使用“穷人”而非“依靠福利过日的人”，赞成增加投入的比例明显高出甚多。
“同时，社会当时的氛围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对民意变化也会有所影响，朝野阵营甚至可会发动网路舆论影响民间社会的关注焦点，或设立特定的政治议程主导舆论的方向等，以致民意调查已不再是反映民意脉动的中性调查工具。”他认为，民意虽然对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过度夸大民意调查在决策制定过程的主宰地位，则可能失之偏颇，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吾人不能将“民调”等同视为“民意”。
话访问更能说出心中话
民意调查逐渐在大马兴起，但是在我国拥有三大民族的社会背景下，各族群的语言不尽不同，并且族群内部又有许多方言分支，而族群之间彼此的文化差异非常大，对于民主和政治的认知也非常不同，所以民意调查是否适合大马？又或者进行调查时如何克服问题？
默迪卡民调研究中心经理陈承杰接受访问时指出，该中心通常在进行政治民意调查时，所使用的是透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依种族、性别、年龄和州属国会选区等4个主要的变项，随机抽取符合变项的受访样本。
他表示，该中心是透过电脑随机拨号的方式所选取出电话号码，再拨打到受访样本的手机或室内电话，在说明来意与调查主题（政治民意调查）以及征询对方的同意后，就会开始进行电话访问，即依照设定好的问题询问受访样本的意见。
在面对这种随机样本是否能反映母群体意见趋势时，陈承杰指出，在每次完成调查后都会对照大马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通常在受访样本与人口结构方面并没有太大出入，再纳入3％的抽样误差值，而这种误值在统计内是合理范围内。
他说，该中心的民调问题可以国语、英语、华语进行，甚至福建话、广东话，以及吉兰丹的马来方言都能克服，所以在使用受访者所熟悉的语言进行调查，并不是问题。“民意调查在大马不超过10年，国内只有4、5间国立大学设有民调中心，所以一般民众对民调感到陌生与怀疑可以理解，的确有受访者担心敏感问题而拒答，又或者提供政治正确的答案。”
民调角色趋重要
不过，他说，由于默迪卡民调中心采取电话访问的方式，比起国立大学民调中心偏向爱好使用面谈访问的方式，电话访问更能让受访者畅所欲言及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
他指出，民调技术其在二战后的美国已经趋向完善，而在台湾则在90年代时任总统蒋经国落实民主开放后也逐渐普遍，而大马则是在2003年才拥有第一家民间设立的民调中心，即默迪卡民调中心。
他指出，在过往大马还是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时代，“民意调查”通常会让人联想到政治部，或者军警单位等用以搜集情报用途，所以民调在过往一直被披上神秘面纱。
他说，如今的政局与政治生态已经改变，“民心所思”已日趋重要，现今政府许多重大政策，例如莱纳斯稀土厂、山埃采金及边加兰石化工业等，民间与当局出现激烈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意见的调查与了解就显得重要，而民意趋势其实是可以科学方式去了解与收集，我认为民调在往后的大马社会当中，无论在政治、社会与发展等重大课题上，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情不同 媒体报导大差异
“民意调查”结果出炉后，媒体报导的重点不尽相同，精英大学传播系讲师庄迪澎对此指出，在我国媒体过往长期受制于政府的严厉监控，以致媒体报导的重点多数是以突出对执政者有利的重点作报导，其实这样已经不符民意调查的精神。
庄迪澎指出，如果纯粹从新闻专业判断的角度思考，无论国内外的媒体对民调的报导是万变不离其宗，即突出最具新闻价值的重点，但是基于我国的国情不同，媒体的报导方式可能就有很大差异。
“例如独立民调中心民调结果得出首相的支持率下滑，这肯定是个新闻重点，因为它可能预示了我国未来政局变化；但是有本地传统媒体的报导不是以此为重点，而是从民调找出有利于首相的数据加以突出，比如可能三大族群中，有某个族群对纳吉的支持率稍微提高或回流了，就会突出这点。”
庄澎迪也说，媒体报导通常只会报导民调的结果，但是受访样本的抽样方式、样本误差值、调查方法，以及问题设定等基本资料都略过不提，但是这些都会影响民调的准确程度，刊登民调的抽样详情，可以让公众了解、思考，判断能否相信民调结果。
“所以对我而言，民调只是个参考数据，不能完全当作确切的事实来认定，毕竟民调的受访样本再怎么符合我国实际人口结构，它始终都还只是一批微不足道的小比例，所以我对民调的代表性一直都是抱持怀疑态度。”
“另外，多族群或多语言并不是民调是否适用于大马的主要考量，更重要的是民调单位及工作人员有多专业？兼职人员会尽责访问样本还是敷衍了事？民调单位的独立性如何？我们具备什么条件去监督民调单位确实是独立作业？”
他指出，受访样本是否有文化水平的问题以致理解或表达错误？或者跟著访员的引导或误导回答问题？这种顾虑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从许多时事节目的“Call in”就可发现，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善于表达意见。
公开立场有顾虑
他说，我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之中，对于公开宣示政治立场素有顾虑，因此面对民调访员时未必畅所欲言，并且政治民调近几年才开始，不知情者也许还以为是政府官员打来，担忧公开本身的政治立场会招来麻烦。
而这在大选中民意与政治立场的相异或者对立，会否造成有人因害怕孤立而不敢表达本身立场，在此消彼长的情形下，造成意见弱势的一方拒绝表达本身真正的想法？国外对此早有研究，称之为“沉默螺旋效应”。
对此，庄迪澎表示，民调在现阶段的大马还不至于能产生“沉默螺旋效应”，主因是民调在我国不普及，其次则是媒体对民调结果的报导，对公众的感染力不强。
他认为，诸如净选盟大集会、绿色苦行，或人民崛起大会这类公民运动，甚至是社交媒体上尽是一片黄绿氛围更具感染力，更能鼓舞人民表达本身的意见与立场。
他指出，现在大马人民的政治意识高涨，是2011年709净选盟大集会重新激发出来的士气，而民调正要达到探听民意趋势，那我国应该要先拥有一个能保障言论和畅所欲言的制度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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