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上，各类交通工具，包括汽车、罗里、巴士与摩哆穿梭不息，承载著经济活动与千万家庭的日常。然而，当部分行为脱离规则的轨道，这些交通工具便从维持社会运转的关键力量，转变为威胁公共安全的隐形杀手。
举个例子，近期热议的罗里课题，从2024年1月至10月，全国已有825辆罗里卷入致命车祸，夺走逾5300条性命。若拉长时间线，2019年至2024年期间，重型车辆事故共造成1457名死者、473名重伤者，以及逾千名轻伤者。每一个数字，都对应著一个家庭的破碎，而不是冰冷的统计。
根据南北大道数据显示，2023年重型车辆只占车流量的10%，却贡献了34%的死亡事故。这背后没有悬念，物理学告诉我们，超载的后果只有一个：失控。煞车距离拉长、轮胎过热、悬挂受压，任何微小误判都可能演变成毁灭性的连环撞击。要知道的是，损害并不只停留在现场。超载罗里让道路和桥梁承担了它们不该承担的重量。路面早衰、裂缝扩散、桥梁疲劳，最终维修成本全由纳税人吸收。换言之，每一趟超载，都是向社会开出的隐形帐单。
然而，超载并非唯一的隐患。在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运输业里，许多罗里司机被迫赶时间，以便更快抵达目的地、完成更多趟运输，因而超速，从而获得更高收入。这意味著，在重量压力之外，还有速度压力。高速公路被当成赛道，互不相让，对于安分守己的道路使用者则风险重重。
更复杂的是，道路上的危险不仅来自罗里。另一股不可忽视的风险来自一些不负责任的驾驶者和摩哆骑士，在高速公路蛇行穿梭、硬挤盲点、自私自利、鲁莽驾驶、肆意飞驰。这类行为让交通环境变得更加不可预测、雪上加霜。
对于运输业，交通部长陆兆福的强硬立场，值得肯定。今年初，他成立特别工作队，针对连续发生的严重事故即时介入，也推动高速动态称重系统（high-speed weigh-in-motion）技术，让超载侦测从被动变主动，从过去的“抽查”转向“即时监控”。这不仅是执法，更是现代化交通治理的起点。
更关键的一步，是政府计划修法，把责任从司机与运输业者，往前推向货主（consignee）。毕竟，真正推动超载的往往不是司机，而是市场结构。重量计酬、低价竞标、压价货主、抢时效的供应链。当整个体系奖励超载与超速，单靠路边执法永远治标不治本。把责任拉回源头，才算直指问题核心。
当然，业内也有人担心严格执法会推高物流成本，建筑材料变贵，小业者吃不消。这样的忧虑不能忽视，但必须诚实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一个行业只能靠违法才能维持盈利，那不是行业困境，而是结构病灶。过去几十年缺乏严管，让部分企业习惯了“成本外包给社会”，如今回到法定秩序，自然感到不适。
说到底，我们看到的不是新危机，而是旧问题的纠偏。法律一直在那，只是过去被当成参考。如今规范回归轨道，震荡不可避免，但这是迈向成熟经济体必须经历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交通改革之外，这也是一场人性考验。每位司机被迫超载和超速时，都在冒更高风险；每个在车祸中失去家人的家庭，都在替别人承担代价。人民有权行在安全的公路上，司机也有权在不被压迫的体系中工作。
让守法者不再被挤压
结束超载和超速的时代，不是要惩罚行业，而是让行业回归公平竞争，让守法者不再被挤压，让物流费用反映真实成本，让效率来自规划、科技与专业，而不是来自压到极限的重量。
今天，大马站在一个分岔口。要继续维持“法规是建议”的旧文化，还是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现代国家？陆兆福已表明方向，公众应给予支持，行业必须自我调整，政府也应持续投资科技、执法与教育。
而对于知法犯法却仍随意违规的道路使用者，我们需要更严格的执法，及时取缔那些在高速公路上蛇行、超速或危险超车的机车和其他驾驶者。例如，澳洲透过摄像头抓拍交通违规的行为，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扣分处罚。正因如此，民众普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其次，透过道路安全教育，让道路使用者学会宽容和礼让，保持安全车距、更加小心于盲点、平稳变道，不鲁莽驾驶，让每一次出行都更安全。最重要的，是培养安全文化，文明驾驶，在摩哆群体中倡导安全骑行，提醒每个人生命最宝贵，让大家自觉遵守规则，从而减少事故发生。
如果我们做对了，马来西亚不仅能减少伤亡，还能迎来更安全的道路、更强健的物流体系，以及更有尊严的产业生态。这不只是交通议题，而是国家治理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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