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台、新加坡与大马对研究生的课程规划有所不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因制度的变革，对研究生毕业条件要求也有差异。基本上，能够通过论文答辩，走完流程，掌握了做学问的方法，每个人的资智应该不会差太大。完成博士课程，只是具备了创造知识的资格，是从事学术工作的起点。正所谓老师带入门，修行靠个人，能不能把学问做好，端看个人看待做学问的态度。既便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徒弟，也因学生的性格、为人处事的态度，以及是否懂得江湖的人情事故，都会影响他在学术道路的修为与成果。
学术上的论争，只要是在学问上的切磋，能够就学问上进行讨论，即便意见不同，尤其缺乏机缘去接受正统训练的学术研究爱好者，也应给予基本的尊重。哪怕自己已经是教授级的大学者，也不代表已经掌握了某个领域的话语权。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勤奋、务实、扎实练好基本功，在写论文时不投机取巧，不胡乱推敲、不采用套路，从行文上可反映一个人的治学态度。好的文章使用的文字不会故弄玄虚，乱丢书包卖弄自己的学问。
走过取得学术资格的流程，个人的学术成果就反映在本身的出版品了。而不在于指导了多少研究生毕业才算是生产力的评鉴标准。在中国，只有教授才能指导博士生。但在大马，要升上副教授得看你指导过几个博士生毕业。国内某知名的学者才刚受聘国内某知名大学的高级讲师，马上就分派指导博士生写论文的重任。自己本身还站稳脚步，就得负责带队上战场去杀敌。这样的学术研究氛围，怎能培育出从事研究工作的好苗子?
受到敬重的学者，一般说话都有分寸，懂得人情事故。倘若学生的一个开题报告没把自己的作品列入参考文献，就把人家批的一无是处，仿佛犯下滔天大罪。此种心胸狭隘的心态，爬过山头就拚命把石头往后抛，留在学术圈只会耽误了别人。
学术研究考验的是专精的研究态度，无所谓根正苗红才能产出好成果。持才傲物的哈佛大学专家，不一定就能全面碾压哈尔滨佛教大学培育的科研人员。学术血统不能与学习系统混为一谈。做学问的同时，更要懂得先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