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制（rent seeking）原是社会特权制的一种表现，它自古以来便存在于东西方各社会，只是它的形式与活动范畴随经济发展内容与规模的变化而衍变。简言之，寻租指的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政府，因拥有垄断国家经济与其他社会资源的使用权和分配权，允许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让寻租者借此从特定生产活动中取得相当部分的利润。
我们难于从远古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找到深入的寻租论述，但其过程离不开当权者运用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从而给少数与掌权者有特殊关系的家族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
看过清朝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著作或电影的人，都可能给故事主人翁的大观园豪宅和挥霍排场惊愕一番。红楼梦属作者描绘的贾府家族记录，曹雪芹是满洲旗人，曾祖父曹玺在康熙年间以钦差身份任江宁织造，掌管生产当时最优质的丝制品，供宫廷与上层社会使用。曹家自己不生产绸缎，但却掌控了江宁区的丝织品的销售大权而取得巨额财富，这就是通过获得许可证和配额的典型寻租方式。
到了二战后，寻租理论家塔洛克给寻租一个较为有理论性的概念。他的观点是，寻租因垄断偏离了竞争的原则，导致关税和税收的损失，影响社会福利的资源。而且，因为寻租所得丰厚，它也促使人们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寻租机会。鉴于疏通机会成本，远比收益来的低，寻租人在没有风险下认为是值得的。
大马的另一种寻租方式在过去巫统垄断政治的时代也常见于商界。这个寻租手段更为高级，其形式是利用行政法律对既得利益商家的盈利企业强行进行再分配，而且是以平衡分配种族占有大企业的名义执行。郭鹤年的制糖企业被迫出售便是一例。还有，企业除了通过取得政府税收和补贴的特殊待遇之外，还有靠著政治后台，利用关系取得政府部门庞大的市场保证，并阻止另一些拥有更先进管理和技术的同类企业加入竞争，都可列为寻租的案例。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寻租的特征有三点：一是它扭曲了整体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妨碍了更好效率的生产形式。二是它耗费了原本应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宝贵时间和资源的关系拉扯或是建立政治的互惠活动上。三是政府高管一旦在商界的寻租活动中得到了特殊利益，其行政行为和效率不但会受到影响，还会引起各有关政府部门之间展开行政权力的寻租竞争，因而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
沙巴的寻租案例
东马的沙巴60年前加入大马时，其经济状况与西马差异不大，60年后的今天，沙巴已成了大马的后院，差异甚大。究其原因，可归纳成沙巴政府对本地人的保护，不利于西马人才的融入与竞争。此外沙巴人才外流、工商业投资短缺、中央政府的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建设严重不足等均构成因素。
沙巴经济较西马落后，工资普遍也较西马低。但令人诧异的是，沙巴的物价却偏高于西马，一般消费品比西马贵20%到30%。人们一般的理解是，沙巴本身除了手工艺制成品，严重缺乏有规模的低成本制造业，工业品和粮食等都得靠进口。
进口得靠海运或空运。由于沙巴人口少及消费力弱，讲究规模经济的航运业，是不愿意直接运货到沙巴港口，因回程几乎无货可载。沙巴出口的原材料如棕油、木材和矿石等，也并非适合一般货船可装运的。
但对沙巴人雪上加霜的是，却是数十年来不改“大马沿海航运政策”，规定外国货轮必须经过吉隆坡巴生港口，再转运至沙巴港口。其实规定转运也没多大问题，关键倒是这转运中出现非生产性的垄断寻租活动。像这类靠官商合作而取得的项目、专利权或特许权，却会因其垄断性质而提高了船运费成本。
为了减轻沙巴人的负担，政府的责任不外是取消垄断型特许权，允许船运公司自由竞争，并严格监管其运作，以达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目的。自然，沙巴经济滞后，基础设施包括海港设备必须现代化，以增强运作功能与效率。
套用中国的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对沙巴人来说，要发展，先修空港和海港。我想这该是当务之急，也是中央政府职务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