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某些社会的确具有挺大的影响力，足以左右政治，比如推动宗教观念、宗教禁忌、宗教法规等的“公共化”。然而，一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到底建基于何处，的确是个值得玩味的课题。
本国的伊斯兰化政治，学界和坊间有者把“始作俑者”归咎于政党，比如伊党和巫统（所谓“伊斯兰化竞赛”），或者政府单位，如伊斯兰发展局。不过，也有看法认为两者恐怕只不过是回应来自民间的“压力”，比如地方上的宗教领袖、知识分子，以及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宗教化诉求。换句话说，有所谓宗教化的“民意基础”。
毋庸置疑，后一种看法是颇具新意，不过，若走向另一极端，认为普罗大众的宗教化意愿很普遍、浓厚，因而汇集成宗教化的主要推动力，恐怕也仅是一种误读。宗教领袖、知识分子、宗教非政府组织（或如其他社会所有的“教会”）等，是否就可代表民意，还是个疑问。
在一些西方社会，比如美国的部分地区，宗教领袖、知识分子、教会和具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可谓不活跃。许多从政者，乃至政党都不得不多少对其敬畏三分，必须考量到其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敢得罪之。
具备高度民权意识
不过，这些西方社会不会牺牲世俗建制迎合这些个人或单位的宗教化诉求，这除了因国家深厚的世俗主义传统之外，其实也因从政者和政党们知道：民意没那么容易被这些宗教人士和组织代表的。
毕竟，现代社会建基于个体，不是部落，如美国那样的西方民主社会，人们普遍上已具备蛮高度的人权和公民权意识，不会因为信仰宗教而沦为宗教领袖和组织的“沉默的羔羊”，毫无主见地就“被代表”了。乃至，宗教领袖和组织还经常被坊间无情检视，稍有不当举止，乃至言论，就被舆论批个体无完肤（包括尊贵如天主教教宗，偶尔也会被狠批）。
至于非西方社会，包括本国，到底现代化进展如何，对民间已造成多大的“个体化”觉醒，的确很难说，惟恐怕也不能完全不当其存在。本国的“民意”到底是普遍认同宗教人士和组织的宗教化诉求，甘愿被其代表，还是实际上根本不关心、不认可，乃至不满、不屑于之，只是因政治压力而不敢发声——诚难以定论。
而说到政治压力，就不得不回到从政者和政府的因素了。也许正因当权者的“鸟笼民主”，总有各种手段来监控，甚至宰制民间的思想和信仰自由，所以民间其实早已“失声”（如说各种民间宗教“异端”经常被强硬打压）。
易言之，各宗教人士和组织能不受制约地高举宗教化大旗，或许相当程度上乃当政者默许、放任、包庇，甚至设计、鼓励、护航的结果，而非建基于民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