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愈趋宗教化的课题上,相对于实权不大的伊斯兰党,国阵政府领导之下的各宗教机关(尤其隶属中央者)所掌握的权力和扮演的角色,反而一向少受国人关注——遑论监督,实在不能不让旁观者大感“匪夷所思”。更离谱的是:早前还有国阵政客试图“柔化”执政者的宗教化方针和措施,宣称其与伊党的“极端”版本大不相同。
实际上,跟政府部分单位有一定接触者,不可能不清楚政府里头根本不缺宗教意识、观念和野心与伊党诸翁不相上下的各阶层官僚。如说前者“极端”,那后者实际上也没差。更严重的是:相比于前者的“讲比做容易”,后者是掌握实质权能、工具,以及各种管道、平台来实现其宗教化企图者,诚如此次355法令课题所显示的那样。近年来宗教主义能够在民间迅速扩张,恐怕与后者通过官方机构和机制的大力宣导及规范有关。
唯有民主化一途
某些论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巫统在上述课题与伊党不仅暗度陈仓,甚至已公然抱在一起,这未免有点片面,忽略巫统内部或已俨然成势的“极端”元素。而今如此元素与伊党内者越来越能惺惺相惜而合作愉快,不该令人意外。然部分国人,比如华社,显然对此动向还欠缺认知,更无警觉性。也许这和部分政客、华团和媒体的失职有关,但一般人又何尝无责任呢?毕竟天真地接受有关政客、华团和媒体之偏颇讯息误导的还是自己。
今天华社某些政客及其代理或支持者,拼了命都要把宗教化“难题”或“危机”单方面怪在在野党身上,著实叫人难以苟同。如果本国的宗教化问题只是源于各在野党之间的互相“鼓励”、“壮大”或“包庇”,那就好解决得多了,只要用选票“教训”其人,不让其接近中央政权就是。惟现实根本不是如此简单,毕竟不论在野党之间如何“壮大”,一路来真正把国家整体地导向宗教化的,还是当下的威权模式政府和政治。
简言之,只要威权存在的一天,任何意识形态,包括宗教意识形态对国家和社会的“去世俗化”工程就相对容易进行。其人只要渗入当权政府,掌控一贯“由上而下”的话语权,煽动民粹主义,就足以实现其目的。所以若要彻底拒绝宗教化,恐怕唯有继续“解构威权”,也即“民主化”一途。
当然,若通过投废票来“教训”执政党或在野党,恐怕对“解构威权”是无多大作用的,更多只是一种在野者会很受伤,但威权根本不会去在乎,乃至注意到的象征性“政治绝食”——结果,宗教化还是隆隆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