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本专栏在讨论后劳工世代面对的困境，即弹性积累情况下，工人和雇主之间模糊的雇佣关系，还有工人群体的愈加分化（临时工、合同工、派遣工），让他们更难去组织和动员以争取自身的劳动权益。其实除了阶级问题，在全球劳工流动的今天，种族和国籍（公民权）也是导致工人在工作环境中屡受打压的重要原因。
根据移民局统计，我国合法外劳在2015年的人数约有213万人。印尼劳工是最大群体，紧接著是尼泊尔、孟加拉、缅甸、印度和柬埔寨。这些工人是家具、农业和园坵业的重要劳动力。从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分析，有助我们了解工人与种族和国籍的关系。
首先是空间分布。资方把不同族群的工人安排在分散的空间带来隔离的后果。例如在工作场所，老板和管理者把少数种族的员工/外劳安排在看不见的后台像是厨房、清洁间、储藏仓库、园坵和封闭式的工厂，使他们远离了公共区域，无法接触其他同事或外人，失去获得工作和其他重要资讯的机会，同时也降低他们的能见性。在居住空间方面，本地工人和外劳各住不同地方，特别是后者经常被安排住在宿舍，导致他们缺乏社区网络提供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外劳处于弱势
其次，工人的专业技术积累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密切相关。学者P.Vallas曾经说过，在职场中出现的种族边界通常有一些“物质效应”，包括人际互动、同行评价和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当工人在日常的交流中讨论如何更快速操作机器或分享出现其他更好工作机会时，不同种族的工人倾向聚集在一起，并且与自己文化及语言差不多的同事分享这些秘辛。而外劳群体面对更困难的环境，因为他们与本地人不同种族文化，又无法拥有本国工人所属的社区或亲属关系网络。
外劳没有本国的国籍，所以没有公民权的保护就无法享受社会福利的保障。当他们面对雇主的空间隔离和社会网络支持不足时，无疑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族文化的工人际遇是有所差别，例如印尼劳工因为贴近马来人的宗教和语言，其生存能力就比宗教和语言都不同于本地人的尼泊尔劳工来的高。外劳群体的面向让我们更清楚窥见种族和国籍关系，如何深刻影响工人群体的工作环境。无论如何，工人群体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劳动力，他们理应获得应有的权利包括团结权（组织工会）、协商权（谈判）和争议权（罢工），而不受阶级、种族和国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