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了,领导换了,党旧有的核心思想自然也随之大不同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60年代凭靠左翼运动起家的砂拉越人联党,后来也公开地和“社会主义”分手了。
1985年黄顺开医生出任人联党党魁后,党意识开始起了微妙的化学作用。田绍熙先生在回忆录《一路走来》(古晋:婆罗洲印务;2003)说,那一届的党员大会“取消了(人联党章里)社会主义这一条文”。
这样一幕,据说民主行动党内部现在也有。超人丘光耀博士在面子书透露,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确实曾在社青团的会议建议社青团拿掉“社会主义”,易名为民主行动党青年团云云。他解释,这是他所谓的rebranding(想蒙混过关),不要让“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吓跑马来人……“据说马来人被巫统洗脑,将社会主义等同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很难吸引马来人”。
关键之处,浅见以为,倒还不是招牌上的字眼,而是政策和政纲的实质,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基本元素,那才是关键。检视火箭执政槟城两届大选的政绩,自可体会了这一点。
衣食住行,行动党所为,不知那一点合乎“社会主义”的精神?州政府权限之下的选民福祉,那一些乃是参考“社会主义”的主张设计?如果民联政府遵照“杨特法则”(Jante Law)做事,何以首席部长经常处处显露自己的特别聪明呢?
要是借用北欧诸国奉行的“社会主义”那一套,公务透明,纪录清楚,个人所得,一丝也遮掩不了;可惜,那些年公开财产林冠英夫人名下的一切滴水不漏,晦涩得很。“社会主义”,此之谓乎?还有,超人推动的亚洲漫画文化馆,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原该是州府出钱出力,怎么这些日子只见丘光耀博士一人独力串连,四处奔走?凭此评说,可见行动党高举的“社会主义”,恐怕只是意思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