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布鲁斯金学会著名华裔学者李成是研究中共领袖代际交接的佼佼者。他成长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留学深造。由于在华成长的背景以及中文作为母语,李成对于中共领袖的研究无论在语境的掌握,素材的截取,事件的脉络都掌握了优势。
李成长期追踪中共领袖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替换。他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过追踪每个领袖的个人资料:出生地,成长背景,教育背景,行政历练,并通过量化的数据比较,来总结历代领袖的世代特性,并以此来推断该世代的领导特征。
这样通过领袖之间背景之间比较,顺藤摸瓜的找出他们可能归属的“集体”、集团,或我们熟悉的“派系”。派系研究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范式,主要是以为中国是人治的,并非三权鼎立以及投票更替政权的政治体制。领袖的政治利益通过“关系”,或任命代理人、门徒(Protege)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及影响力。另外这也是精英晋升的路线图,如温家宝获得胡锦涛的提拔,因为他们共同是共青团的背景。
李成的研究首先是专注于以江泽民(第三代)以及胡锦涛(第四代)的共同特征-技术专家(Technocrat)。他的数据证明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代,绝大多数的党政领导人都是有工业技术背景或是有专业经验,有些还是工程师的干部。技术专家主宰中国就体现在15大以及16大的政治局常委清一色是工程师相关的专业人士。
中共大量招收工业以及技术专业人才入党,是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关。自80年代起,中国推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原则。当时中共大量提拔这些专业技术人才,一方面是为了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撤换掉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四人帮时期所提拔的“打砸抢份子”的红卫兵型干部。
李成指出,“技术专家”型的世代特征是理工科出身的他们不会热衷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同时对于社会经济的现象,会以务实以及实证的态度,仿佛修理机器,或建设厂房来对待。对于他们而言中国社会就像是个工程项目,遇到难题,就检讨政策。这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只有目的以及手段的考量。正是这样的一代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型态包袱的领袖,被邓小平指定为接班人。大家都还记得,当年江泽民被指定为接人时的惊讶。因为唯有他们,这群有纪律并且实干的技术专家,才可以延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另外,李成还比较出江泽民时代型的技术专家以及胡锦涛型的技术专家的不同。他指出江泽民的上海背景,使得他在主政时期,重视发展沿海地区的发展以及经济持续开放。而胡锦涛以及他所提拔的技术专家所共有的背景都是青年时,到过中国内陆以及西北地区服务过。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沿海以及轻内陆的发展趋势,所形成的城乡经济鸿沟,贫富悬殊等议题有深刻的体会。所以胡锦涛当政以来,主张的西北部开发,解决农民的议题,打房价等也是为了解决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