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大马向来便颇受外部的影响。如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来穆斯林、华人及印度裔,便颇受来自伊斯兰世界,中国及印度政治的影响。说起来,这也是人性之常。
具体来说,1930年代,马来左翼民族主义者便是主要受到来自印尼的影响;同理,1940年代兴起的马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伊斯兰思潮,则来自中东。我国印度国大党(MIC),也是模仿印度国大党组建的政党。
华人的左翼思潮,更不在话下。直到今天,这些外来影响,依然不可忽视。如1980年代,我国伊党改走更激进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路线,而非马来民族主义路线,便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有关。伊党甚至模仿伊朗设立最高的长老权力机构与最高精神领袖。同理,巫统也与伊党展开伊斯兰化竞赛。
1970年代以来,在马来与穆斯林社会崛起的宣教运动(Dakwah),主要也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当前,在中东崛起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能对大马的穆斯林有号召力,也显示出外因的作用。它也突显了全球化的跨国界、跨民族的作用。
就华社而言,早在20世纪初期与中期,便颇受中国因素的影响,如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设立,便是外源的而非内生的。
1950-1980年代,大体上言,中国对大马华人主流社会的影响已不那么大,可自中国崛起后,华社与中国的来往也日趋频繁。中国甚至已在这几年,成了大马的最出口国。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大马华社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交往自也不断加强,许多乡团更与中国的相关血缘、地缘,姓氏组织建立联系。强调马中和平外交关系的活动,更成了备受重视的主题,如郑和研究。其重点也多偏重互惠与和平共存。
尽管,华社与中国的来往日趋密切,惟其性质主要还是商业与文化性质的来往,而非政治性的。毕竟,自1950年代以来,大马华人基本上已视大马为政治认同的对象。视中国为政治认同对象者已大减。但是,这不等于说不关心中国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情形就如马来穆斯林顶关心伊斯兰世界的动向一样,是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的表现。也没有必要加以掩饰,以示只有对伊斯兰世界,中国或印度漠不关心,才显示出对本国的唯一效忠。这就未免显得矫柱过正与矫情了。
就大马华人言,大体上言,华校生特别是老一辈的华校生,多会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之所以,固然有民族感情与文化情结的作用,也与近百年来中国的多灾多难,积弱不振,备受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打压与迫害有关。
此点,恐怕是4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所难以体会到的。进而言之,它也突显出,年轻一辈的华人,包括不少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情有所钟,认为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国,是人类的救世主,而有意或无意地忘了英美等国曾犯下的罪恶或其虚伪的一面。这也涉及垄断国际媒体之事。
其实说到底,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或民族利益所支配的,当民主人权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就会露出民主人权摆两边,国家利益摆中间的本来面目。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欧美国家也不例外,这类史实也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