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想要逃避现实，要嘛展望未来的风景，要嘛缅怀过去的风光。所以除了2020宏愿，我们听闻香港历史学家戴渊博士南来表扬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工商业在英国殖民时代排除万难，茁壮成长，值得学习：
“大马华人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发展他们的生意，而是靠著错综的链带，本身的所有，家眷的资助，经商的诚信，资本主义的精神而成功，这说明了华人身处困难也能成功。”
这个当然。前不久谢世的人联党前辈田绍熙先生的砂劳越运输公司，不也是这样？开始只有两辆陈旧的小型巴士投入，逐渐扩大。77年初期，他坐拥100多辆大型冷气巴士，游走笫一省和第二省。
田绍熙先生之后，《觉醒：马来西亚的阿都拉年代》（八打灵：SIRD；2013）收录的Lee Kam Hing撰写的前首相阿都拉当权的华商处境，正好说明这些年月微妙的变化。
南方银行2006年的易手，不过是其一。执教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统计：全国廿大企业，2009年华商虽然占了9席，排名前五名的全是政府关联公司（GLC）。时至今日呢？
《觉醒》编者之一的詹运豪博士援引李光耀当年的说辞，重提“华人遭遇系统的边缘化”(system atically marginalized)。华社和华商，可想而知，恐怕也有各有难言的困窘。
年轻一辈，家有千万，当然不是问题。除此之外，出身小康之家，没有开店的资本，没有亮丽的学历，也没有谋生一技之长，他们怎么在这块土地找到生计，开出一片新天？
就是叶亚来南来，也不容易。他的矿湖，执照附加条件。他的赌馆，开得战战兢兢。他的妓院，随时要被取缔。他的茨厂街，神手也杀到了。叶亚来坐在河岸，细读戴渊博士的《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资本主义经济》，想必一脸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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