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或时代都有其“神圣”,如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不光是教会、君主,乃至世袭贵族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相比而言,同时代的中国(唐宋期间)反而更开明些,血统已不再是定夺一个人之身份地位的关键因素,经常可看到民间布衣通过相对平等、公正的机制(如科举)晋升权贵阶层的例子。
是以,到了17-18世纪,当传教士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文字,加上一些对中国社会的见闻及研究被传开来后,即掀起欧洲知识界的一股“中国热”。
部分前卫的知识分子(如魁奈、伏尔泰等)对儒家的重农、民本、平权、大同等思想和世俗化的道德观及价值体系非常欣赏,据其来反思、批判欧洲封建、独裁、蒙昧的君权及神权专制社会。学界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多少亦有受到如此“中国元素”的滋补。
无论如何,中国元素毕竟有限,因欧洲早自文艺复兴,就酝酿起翻天覆地的政经文教全方位转型,一些相应的变革,如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比中国当时的政治演进更超前。
或许仅能说中国思想的引入,正好提供了极力探求新思维、视角、标准、范式、方案、方向、愿景等的18世纪知识分子非常及时、合宜、有力的参照,激荡了他们的改革热情和思潮。此后,相对分裂,但也较为灵活的欧洲,于政治文化上就开始远超中国了。
及今天,所谓现代化,不论于政经文教等各方面,相当大程度上也即是“西方化”,包括所谓社会契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政教分离、民主、法治、人权、公正、平等、多元等观念和相应制度,著实都有其西方历史及文化渊源。
职是之故,人们若想要现代化,就必须对西方文明和传统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化和继承,如通过历史、公民、哲学、政治学等学科教育引介、衔接西方学统。
可惜的是:一些社会近乎反智的反西方态度,却导致光会套用现代体制,却不深明、参透如此体制之精神及宗旨的山寨态度,甚至因而把国家机器养成足以反噬人民的怪兽。
如说把君主立宪解读成偏向挺立、袒护君主威权,或者把社会契约解读成族群间的利害分摊,完全漠视了个体才是现代政治理念和国家宪政下的“神圣”,拥有不可轻易被侵扰的主权。
质言之,的确是教育出了问题:无法承续启蒙价值的教育,仅足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封建“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