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或时代都有其“神圣”，如说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不光是教会、君主，乃至世袭贵族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相比而言，同时代的中国（唐宋期间）反而更开明些，血统已不再是定夺一个人之身份地位的关键因素，经常可看到民间布衣通过相对平等、公正的机制（如科举）晋升权贵阶层的例子。
是以，到了17-18世纪，当传教士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文字，加上一些对中国社会的见闻及研究被传开来后，即掀起欧洲知识界的一股“中国热”。
部分前卫的知识分子（如魁奈、伏尔泰等）对儒家的重农、民本、平权、大同等思想和世俗化的道德观及价值体系非常欣赏，据其来反思、批判欧洲封建、独裁、蒙昧的君权及神权专制社会。学界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多少亦有受到如此“中国元素”的滋补。
无论如何，中国元素毕竟有限，因欧洲早自文艺复兴，就酝酿起翻天覆地的政经文教全方位转型，一些相应的变革，如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比中国当时的政治演进更超前。
或许仅能说中国思想的引入，正好提供了极力探求新思维、视角、标准、范式、方案、方向、愿景等的18世纪知识分子非常及时、合宜、有力的参照，激荡了他们的改革热情和思潮。此后，相对分裂，但也较为灵活的欧洲，于政治文化上就开始远超中国了。
及今天，所谓现代化，不论于政经文教等各方面，相当大程度上也即是“西方化”，包括所谓社会契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政教分离、民主、法治、人权、公正、平等、多元等观念和相应制度，著实都有其西方历史及文化渊源。
职是之故，人们若想要现代化，就必须对西方文明和传统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化和继承，如通过历史、公民、哲学、政治学等学科教育引介、衔接西方学统。
可惜的是：一些社会近乎反智的反西方态度，却导致光会套用现代体制，却不深明、参透如此体制之精神及宗旨的山寨态度，甚至因而把国家机器养成足以反噬人民的怪兽。
如说把君主立宪解读成偏向挺立、袒护君主威权，或者把社会契约解读成族群间的利害分摊，完全漠视了个体才是现代政治理念和国家宪政下的“神圣”，拥有不可轻易被侵扰的主权。
质言之，的确是教育出了问题：无法承续启蒙价值的教育，仅足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封建“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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