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通常是华人，出国很麻烦。饿了要吃中餐，所以爱到中港台玩。到了欧美国家，非吃中餐不可。他们声称西餐不是问题，只不过所谓西餐，是麦当劳或KFC类，而非淋上黑醋和橄榄油的沙拉。我把这一种人称为“封闭的华人”。
另一种人，什么都吃。他们出国专挑没吃过的尝，异国的食物，另有一番滋味。这种人容易融入各种社群，感受不同文化，生活精彩，精神饱满。我称之为“开放的人”。
有一天，这两种人到了法国，肚子咕噜噜。第一种人很辛苦，可能要挨饿。第二种人看到冷冻的三文治，买了就填饱肚子，好运的话还可能尝鲜。
还有另一种人，既使没熟食，也能猎松鼠或麻雀温饱。这种人死不去，生命力最强。我唤他为“人”。
第三种人啥都吃，第二种人也许不排斥生食。第一种人只吃中餐。
这三种人可能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因此视野和态度不同。一个固执，一个多元，一个很实际。
要“吃中餐的”理解“吃冰冻三文治的”不难。他可以“明白”及“尊重”对方，但是除非饿到慌了，否则“吃中餐的”绝不愿意吃冰冻三文治，更遑论生食。
当然，我说的不是吃。
比方说，你认为当务之急，是到砂州内陆帮助原住民申请身份证，因为没有身份就无法享有国民的权利，因此被欺负及边缘化。
但是他身为西马人，认为原住民的事不关他的事。即便被告知东马建白象水坝用的是他公积金的钱，他依然选择窝在安全区内，表示民主是自由，自由是选择，而选择相信原住民无可救药，还是别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了。
你对原住民产生同理心，是因你的经历与视野允许你换位思考。他对你没有同理心，所以他选择不苟同你的做法的理由。他对原住民更没有同理心，因为他吃的总是中餐。原住民对他有没有同理心？根本没这个机会和必要。
有一天飞机失事，他不幸迷失在森林里，身上还受了伤。原住民把他安顿好，用草药治伤，打鹿喂他吃。他痊愈后突然产生了同理心，因为原住民救了他一命。
但这个情节太好莱坞了。经济哲学鼻祖Adam Smith认为，我们关心的事，别人未必关心，也不能期望同理心。我们早就该明白，同理心在文明社会里是一种奢侈。所以公民运动的各种课题，大家的认知不同。受欢迎的，通常是便利的，大家一窝蜂拥上。冷门的，只好埋在华丽虚饰的论述底下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