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一大特征乃生产和传达讯息，包括评论的方便，于是乎，不仅人人都能评论，也可轻易发表评论，某些更能把意见多媒体化，不光是平淡的文字而已。这可谓自印刷术流行以来，人类于文化发展上的一大革命，且这场革命不仅促进文化，更延伸至政治领域，空前地拓宽了人民的参政空间，对民主化非常有利。
虽说较早前的电视之发明也影响重大，惟其局限乃仍如纸本媒体那样不易生产及传播，必须交由政府或大企业来开办及营运，一般人根本无法参与，只能当相对被动的“受众”。这导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当人民未来得及醒悟到到伸张人权和公民权之重要时，在专制铁腕或官商勾结下，媒体早就被“国有化”，或者通过幕后操盘，借助市场垄断而“亲建制化”了。
坦白说，国有化和亲建制化未必属于恶者——若有关政府乃正直、廉洁、开明且有效率的话。问题是：诚如没有完美的人，也不会有完美的政府，当媒体陷于国有化和亲建制化后，当权者中的一些“不肖分子”就会利用它们来扩张和巩固势力，甚至百般丑化、打击反对力量。不能否认一些媒体被政府通过恶法和国家机器操控诚非自愿，只是无奈和尴尬之下，表面上硬是要充“自主”和“中立”，实令人莞尔。
更令人无语的是：一些传统媒体摆著更大的“恶”，即被威权制度化的钳制、捆绑、遮蔽、消音不去对抗，反而拚命制造、引导、煽动舆论，企图无限放大另一种“恶”，即源自民间之“不肖分子”借助网络所释放出来的各种“言论暴力”。也许不能否认言论暴力足以腐蚀社会，但如此“单枪匹马”或“乌合之众”的暴力，岂能比得上深入社会结构和众人神经的制度暴力为害更大？再说，现有的法律和执法机关又非全不足依赖了。
有时候，人们不禁要怀疑某些传统媒体不单是制度受害者，而是已患上同情、崇仰加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症，或已晋升成为坐享制度不公的既得利益“共犯”了，所以也开始与其“共享”敌人——闯荡于网络丛林，借键盘起义的网民“游击队”。其实，言论暴力或仅仅是部分网民之部分面向，虽不可取，但也不能借此一概贬低、抹杀了整体的网络民主议政文化。
今天的人们更明白“资讯即权力”，所以网络讯息平台的开放性和平坦性是不能妥协的，传统媒体若无法意识到这点而站错边，恐怕终会被遗留在历史的拐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