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威权体制政权(Autoritarian Regime)，是指一种介于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中间体，也有人称之为非自由主义型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伪民主、半民主等。这类政权，通常是靠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族群主义，与经济上的成就，来维系其政权。这类政权，也常是种维护等级制的政权。
只是，这样的政权基础，也有其破绽，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一般人民便会要求各类的平等，如种族∕族群平等、性别平等、医疗平等、福利平等、教育平等、就业平等、收入与财富的相对平等等。此外，靠经济成就来正当化政权，也有其风险，政绩不佳固不必说，经济成就佳时，也可能引发期望的高涨（Rising Expectation），进而使政权无法实现超越其许诺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权力会使人腐化，而缺乏自由民主的政权，或迟或早，总会腐化到令人忍无可忍的程度。此外，威权的高压，也可能令某些群体积累了怨愤（Resentment），这些怨愤，会在政权松动时，被对抗精英（Counter-elite）动员起来，成为壮大对抗势力的助力。若这些腐败现象，与怨愤动员，可提升到公正诉诸的层次，更会形成一股理直气壮的正义之声与正义之师，使威权政权难以抵抗。也就是其正当性，已不足以威慑人民。
政治发展学通常认为，威权体制发生正当性危机，也是社会可引发变革的拐点，是从旧社会，过度到新社会，或新社会结构的转捩点。此外，也暗含了社会其实已发生了质变，如中产阶级的壮大，与新价值观的一般化。通常，这都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如1980年代的台韩，且多伴有标志性事件，如台湾的美丽岛，或韩国的光洲事件。这二年来，大马更是事件多发期，如去年的1125大集会。
威权体制要如何应对这些变革要求？一般来说，它可诉诸广泛性支持与特定支持二种手段。广泛性支持，如一个大马这个那个的，是针对全民而发的应对策略，目的在于谋求广泛的支持，而特定支持，如一马援助金（BRIM），则是针对某一特定阶层，如月入马币3000以下的家户。通常，这二种手法是双管其下的。目前印度的国大党所主导的执政联盟，也试图在搞用援助金来收买人心，可见，不成熟民主国，也会有样学样。说起来，民主也有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的区别，而民粹主义，则是劣质民主的标志之一。
又按照已故政治发展学者亨庭顿（Huttington）的说法，威权体制可采取以下手法，来应付正当性危机。
（一）否定，认为他们的正当性并未被削弱，与此同时，特意突出变革的不可欲后果，如叙利亚的内战、利比亚内战后的内乱，或埃及换了政权后，依然是大规模示威不断上演。
（二）加强强制性服从的力度，惟这必须取得领导层间的一致同意；若成，则可能推迟其正当性下降，所可能带来的不可欲后果。当然，这也须视对抗势力的强弱而定。
（三）发动对外战争，或挑起转移全民注意力的事端，如1960年代初，印尼苏卡诺发动的马印对抗。有趣的是，近年来自由民主的日本，竟也有政治人物要求日本要硬起来，甚至要求有专制领袖，来终结日本的无有效领导状态。可见，即便在发达国，长期的停滞，也可能带来反民主思潮，这就是人性。本来，真正的民主，是不应强求强势领导的。
（四）缓兵之计。宣称他们会适时适度地转型，也可能做一些改革的动作，如取消过时的内安法或什么的。只是，许诺终就要履行的。或许，现阶段的缅甸政权，用的就是这一招。
（五）威权体制的领导层，愿意因势利导地搞本质性改革，即便可能危及其政权，如印尼的哈比比政权。应该说哈比比总统毅然引退，也导入民主改革，是令人起敬的──当然，这也有其势、理、情的压力作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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