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殖民政府认定华校会动摇它们在马星殖民地的统治根基，故在二战以后就开始策划管制华校。在1950年就提出了《何格教育报告书》，要以英文作为马来亚学校的单一语文。后来为安抚马来民族又提出《巴恩报告书》，指除英文外，仅容许一个东方语文，就是巫文的学习，并公开要求华、印族群放弃其母语，接受同化。这种论调自然受到华印两族的强烈反对，英殖民地政府只好稍收敛，但是却暗中积极进行其政策。
英殖民地政府有意拉拢钟灵中学的陈充恩校长，但陈校长反而提议创办教总以维护华教权益。可惜，在他1952年2月4日被狙身亡后，英殖民地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路易斯氏，竟在10个月内三顾钟灵，并于1953年派遣英籍教师白乐山氏走马上任，进行秘密策划锺中申请改制活动。
他们先制造学校经济危机，作为申请政府的特别津贴的借口，只要钟灵中学接受改制，就能慢慢消灭其他华文中学。
其实，正当锺中酝酿申请“特别津贴”时，许多不能苟同此举的董事及老师，私下已将此严重情况透露给学生知道。当1955年7月3日，董事部通过申请“特别津贴”消息外泄之后，全校学生哄动愤怒。当时吴国良学长出面征询校方同意召开“全校级长会议”以表达学生对学校的关注，并期能为学校纾困，但却被校方严拒，且对吴国良等同学诸多恐吓。于是引起同学不满而自动自发集体走出教室，更于1955年7月6日在怀泽堂集合静坐，要求汪永年校长解释“特别津贴”内容与条件，以及他与教育局接洽之经过。汪校长到场只一味强调学校财务拮据，每年不敷6万余元，无法解决才不得不申请“特别津贴”云云。
汪校长的解释不能为学生信服及接受，大家一致认为经济困难是全马华校共同普遍现象，不只是钟灵独中而已。现场的学生情绪激昂，为了避免情况失控，汪校长才被迫答应于当天下午召开全校“级长会议”。
会议由学长吴国良主持，汪校长避席而由教务主任谢哲身与训导主任叶志颜师列席旁听。会议一致议决致函董事会，阐明接受“特别津贴”对母校以及整个华文教育的严重后果，坚决要求董事会停止申请“特别津贴”，并决定以实际行动建议高中部提高学费每月每人增加三元；初中部每个月每人增加二元。以当时全校2千多名学生计算，每月可多收5千余元，一年便可获得6万余元，足以弥补校方财务不足之数。
此函件《致董事部备忘录》于7月18日递呈董事部，并于翌日之各大报章发表。但董事部迟迟不回应。爱校的同学们还遭到英殖民政府的秋后算账，吴国良、颜清文、万景添、侯国驹、陈逸生、梁丁尧和我7人被逮捕，住进著名的槟城四方楼，罪名是触犯“紧急法令”的条文。这批同学在各方协助与社会舆论反弹下，最终获得释放，可是却不准他们回校继续学业，更不准他们转学；也不准他们踏入槟城一步。虽然校方更严厉地控制学生，但锺中学生并不因此退却，仍继续捍卫华教的未来，更在1957年11月23日爆发全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学潮。
和平静坐或学潮都是学生爱护母校、维护华教、反对殖民政府企图控制及消灭华文中学的行动，但后来却被人歪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