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虽然很小，但有的时候，她却无所不在。
这一周内，我起码在网路上读到两篇跟新加坡模式有关的文章。一篇称“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的模式，很难复制和移植到“泱泱大国”；另一篇分析香港民主问题时直指：“香港不是新加坡，不是政府给他好生活，就全听他的。”
接著周末我去参加“外省族群与眷村研究工作坊”的系列讲座，才开场不久，与谈人就提到她最近在新加坡访问时，适逢台湾剧团“表演工作坊”的大戏《宝岛一村》到此巡回公演，令她产生在他乡遇故知的感动。在交流时间，又有研究者指出，《宝岛一村》的演员并不喜欢到新加坡演出，因为当地观众的素养不足，演员并不能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反馈。这出长达三小时、且需掌握特定历史背景来理解的舞台剧之所以在新加坡演出，乃因为艺术总监赖声川跟当地的剧院有合作关系。
这场讲座的主讲人是我熟稔的朋友。我们对看了一眼，相视而笑。她以为我会介入发言，但我当时所思所感，已飘到很远的地方，跟大家正讨论的课题无关。我其实先愣了一下，接著冒出的问号是：为甚么人们谈论我所来自的新马时，可以如此直接？
过去我在台湾的东南亚研究的圈子里，经常接触到“被观看”的经验，因为“东南亚”既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地理概念，我作为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自然分／承担了其他成员“被观看”的眼神。某些台湾学者对他们所研究的东南亚国家有著各种“很奇怪”的认识和解读，用他们自己“很奇怪”的角度归结出别人“很奇怪”的结论。每在田野结束后回到有冷气、麦克风和power point的学术殿堂里，以几近嘲笑的语气和苛刻的语言发表他们的“成果”。
究其原因，大可分为两种可能性：一曰不懂；二曰优越。
我遇过最离谱的例子是，某研究生到新加坡进行“某某地区之研究”的田野，当被问到为何做此题目时，她对著一桌子来自新马、有留台背景、因而友情接待她的博士生们说，“因为我觉得当地人都很可怜，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所以我来帮忙。”
我们没有人吭声。对她一个大学才刚毕业的小朋友来说，她只是“师承”了老教授们对新马的认识。
这不是介不介意、生不生气或受不受伤的问题。但我们也必需对这类自我被观看和被诠释的方式进行反思。我为此展开一连串的思考：当我的“本土知识”或“常识”被他者当作“学术”来“研究”、来“发现”时，我应该如何自处？如何拿捏一个反扑的姿态，以及一个发言的地置？
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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