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知道孟子之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此言予人的直接印象，一般乃：“人民比统治者更尊贵。”这当然契合本旨，因其接下来即提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易言之，天子之位有系于民心，而作为封国国君的诸侯，若危害国家（社稷）的话，则应当被替换掉。
诸侯如何危害国家呢？甭说，以孟子一贯的仁政主张来说，显然是指那些扰民、罔民、残民，忘了身为国君应“推恩”以“保民”者（《孟子·梁惠王上》）。事实上，不仅国君，连统领天下之王者，如夏桀和商纣，孟子也认为只要其“贼仁”、“贼义”，失了民心，便有理由被推翻。齐宣王针对此问道：“臣弑其君可乎？”他辩说败坏仁义者仅堪称“一夫”，所以不算弑君，充其量只属“诛一夫”而已（《孟子·梁惠王下》）。
不过，更令人玩味，或说可多做联想的，乃孟子接下去论道：“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这一段，人们或甚少提及，因其似乎仅表示：“祭拜社（土神）和稷（谷神）的仪式若已虔心进行了，包括已备好牺牲，祭品也洗净了，又按时祭祖，但如果还是发生旱灾和水灾的话，那便改立祭社和祭稷的新坛。”这里是否仅体现了中国人宗教观的“实际性”：不灵验的话便更换祭拜对象？
实际上，更换祭坛并不等于更换祭拜对象，也可能是现有的祭祀地点不适合，所以必须迁址另立而已。
惟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诸侯建国时，一定得立坛祭祀土神和谷神，所以社稷向来通指国家——诸侯代天子治理的社会。是以，中段的“诸侯危社稷”之社稷，显然不是指祭坛，而是国家，否则不通；那后面“变置社稷”之社稷，是否也可同时意谓国家呢？孟子是不是在明言或暗示：国家，或者国家体制是可以更换的？
显然，回到开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孟子已明确表示：“人民比社稷更尊贵”，所以祭祀无效的话，不用迟疑，即可换掉祭坛。而若社稷同时指国家的话，或亦可理解为：人民比国家更尊贵，若国家（或体制）不行的话，为人民利益著想，也当毅然更换或更正国家。不晓得孟子是否真作如此想，惟这对于那些一味把国家具体化（reify）、神化而至逼民、抑民的国家主义分子，可谓当头棒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