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层面来看，孔子，乃至先秦儒家的确有点倾向世俗化，诚如人们常引述的孔子的几句话所能显示者，如：“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过，孔子对“天”和“天命”也有所敬重，甚至信仰，所以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五十而知天命”；“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然儒家传到了荀子，则已有点“无神论”的味道，连天也逐渐被疏远、祛魅，如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难怪重视鬼神的墨子要如此批评儒家：“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其实，战国时期的“反迷信”思想确实普遍，不只是荀子作如此想而已。
不过，儒家不是只有一派，至少孟子还是讲天、天命和天性的，如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事实上，后代儒者还是以孟子为正宗，荀子的弟子有的反而走向了法家，如韩非和李斯。到了汉朝，儒家更被董仲舒等“神学化”，大谈天之作用，如“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主张“天人感应”，连孔子也被神化为“黑帝”之后裔。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实质上已成了“儒教”，即一种官方用以立法、施政、教化的意识形态。诚如基督教被罗马尊为国教那样，儒教的官方化，乃划时代的大事，影响深远，包括明确、巩固了中华文明。
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协助赓续了欧洲文明，其实汉朝覆没后，儒教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致使魏晋南北朝时，外来文化的大举涌进也分化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顶多仅冲淡了其原始本质。
质言之，汉以后的儒教不仅是一种人生哲学或公共伦理，实已有了“国教”的特质，带点集体信仰的意味，由此难以断定其为世俗的。不过，不能否认孔子的“不可知论”，乃至荀子的无神论传统，其实一直存在，以至儒教总是有其“圣—俗”之间的平衡，不会完全落于神学化，这实际上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连带佛、道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