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民族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是否必须重叠，也就是族国是否合一，是个已争执上百年，而迄今尚在争论的常青课题。做为多元族群国的大马，自也不能幸免于这个争执。
实则，早在1951年初，当时的殖民政府，便出台了《巴恩报告书》，其要旨是，为了培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亚意识，有必要逐步去掉英文与马来文以外的其他源流学校；可，在同年年中出台的《方吴报告书》中，则认为，多源流教育无损国民团结，只是，非马来人有必要在学习本族语文时，也得学习英巫语。也就是走三语学习的路线。最终，殖民政府在1952出台的教育法令，则走《巴恩报告书》的路线，终而在华社引起了广泛反应，及促成了教总、董总与马华公会三方合作护卫华教的三大机构的产生。自那时起，这个课题便延烧到今。易言之，在这60年里我国依然在原地踏步，而没有与时并进！
族与国合一，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国族国家（Nation-State），是否必然是国家统一，稳定与建立国民共识的先决条件？
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J.S.Mill（1803-1876，此人曾写过《自由论》的名文）便认为：“若缺乏同胞感（Fellow- Feeling）的群体中，尤其是当他们读和讲不同的语文时，就无法塑造出代议制（Representative）运作所需的统一的公共舆论；因此，政府的边界应与民族（Nationalities）大体一致。这也通常是自由政体的必要条件。”
Mill甚至主张，小民族与落后民族，应该被整合入大民族与文明的民族中！
这种典型的国族国家观，也见之于马克思（1818-1883）。对马克思来说，民族只会掩盖、模糊社会的阶级本质，且民族只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范畴；据此，小民族或落后民族自也应自愿或不自愿地整合入大民族与先进民族中。在前苏联，苏共也是走大俄罗斯的大民族主义路线；惟其结果是，苏联的解体！
一直到今天，Mill与马克思、思格斯等人的国族国家观，依然影响著不少所谓的“先进”，或“进步”的知识份子，如我国的马来学者法立诺（Farish Noor），尽管一直以来，这种单元观占据相对主导地位，可进入1970年代后，已日渐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实则，从1960年代起，加拿大、美国与欧洲，皆兴起了族群∕民族复兴（Ethnic Racial）运动。加拿大还确立了双语双文化（即法语与英语同等地位）框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此处的多元文化，不仅指族群/民族，也包括非民族型社会群体，如残障人、妇女、各类社会弱势群体等。
从现实的角度看，随著民主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广化与深化，国族国家这种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已日趋受到挑战。一方面是，少数群体不会再甘于屈服的地位，他方面是，新兴理论也日益挑战单元主义论。目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与非政治认同是可以区别对待的，且实际上，每个人皆具有多重与多层次的认同，如职业、阶级、性别、族群、宗教、语文、地区、政党、兴趣等，而不宜一叶蔽目，不见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