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当晚，无意间看到关系“红登记”的电视纪录片，有点惊艳。虽不是不晓得社会之中也有一些持红色身份证的非公民，惟印象一向流于“平面”，不算深刻。
此次通过这部穿插当事人访问片段的纪录片，才有了更为“立体”的感知——的确得高度肯定制作者。
老实说，为何某些人只能持有红登记，还真的令人费解。尤其那些本地出生，兄弟姐妹，甚至儿孙都已全是公民，自己也居留本国超过四五十载者；其中不少更已垂垂老矣，可说大半生都已献给本国（或至少融入本土）。如此大半辈子规规矩矩地渡过的老人家，若还拒绝或刁难其公民权申请，简直是有违人道。特别是那些相信是出于技术原因（加上监护人的无知或疏忽）而误领红登记者，更不该蒙受如此磨难。质言之，他们已可被定义为“受害者”。
至于加害者是谁，或许没那么具体，不过所谓制度，包括政策和官僚，肯定有份。如果某种受害事件已不是少数个案，且有其典型的模式、程式、症状和轨迹，那已不是偶然，而是与负责之单位的政策、立场、思维或态度有关。就算其并非台面上的作法，而是钻法令、条规、组织、管理、技术等漏洞或模糊地带而行之，那也属制度化歧视，甚至伤害。文明社会绝不能容许如此伤害持续发生，否则乃国际笑话。
甭说，涉及官僚的制度化歧视，当权者是脱不开责任的，如不认真去纠正、弥补，甚至赔偿之，已属失责。由于持红登记者的相对弱势，人们容易忘记他们的存在，更别说体会他们的困境与悲情。即便了解情况者，如社团和人权组织，或也难以抽身兼顾——尤其目下正有那么多“紧迫”的社会议题在发酵。
至于政党，目前为止，则更多仅看到“个案处理”，甚至借之搞廉价宣传——利用受害者的“苦尽甘来”和“感恩戴德”来自我美化、英雄化——却不从根本上，尤其法令、政策和条规上彻底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据知如今老人家们申请公民权的程序已相对简易，成功率也大增，这或说明了当权者也不是不会反省或“松动”（托大选之福？）。惟我还是觉得这些老人家仍该得到官方正式表达的“歉意”。当事者从非公民转身为公民，或已谢天谢地了，哪敢再奢望什么，惟当权者若还有足够的良知的话，不仅不该趁机邀功，还得郑重地说声“抱歉”，这才能赢得众人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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