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一对一”教学的非营利组织Ajar-Ajar Malaysia,志工成员以大专生为主,让经济能力中下家庭的孩子能有机会上补习班,同时亦让大专生们有机会从中学习。
“Ajar-Ajar”在马来文的语法上是错误的,但‘ajar’的意思是教导,两个‘ajar’放在一起,表示大专生在教导小学生的同时,小学生也能教会大专生一些东西。”Ajar-Ajar Malaysia创办人黎炳强认为,教育是双向的,大专生可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一些为人处世及解决家庭问题的道理。
Ajar-Ajar Malaysia主要吸纳各大专学生参与成为志工教师,目前全国14间中心共有210名大专志工、230名学生。每年的教学时间将依照大专生的学期上课时间作安排,“好比双溪威(Sungai Way)这里的志工主要都是马来亚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学期假期比较长,(补习班)会休息比较久;双溪龙(Sungai Long)的志工则以拉曼学院生居多,该院学期假期较短,补习班也较少休息。”Ajar-Ajar双溪龙中心经理赵政暐解释,虽说Ajar-Ajar是补习班,但学生一般会将学校分派的功课带来,志工教师会先指导学生完成校内功课,剩馀的时间再上课。学生可自由选择要做参考书上的练习,或志工们参考各参考书后拟下的复印本课外作业。
教导对象为小学生
Ajar-Ajar Malaysia目前主要的教导对象是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录取条件为家庭收入3000令吉以下或单亲。赵政暐透露,虽然组织也有招收中学生,但只是少数的特殊个案,基于人手不足,焦点仍放在小学生身上。他指出,Ajar-Ajar Malaysia主要专注于三语教学,会根据学生的程度进行教学,而非根据学生现处的年级。“有些学生可能已经四年级了,但马来文或英文的程度仍在二三年级,我们就会从二三年级教起;而有些学生可能在某一些语言的掌握比较弱,我们就会专攻那个语言。”
每星期上课之前,赵政暐需要到马来亚大学载送大专生到上课地点双溪威,先安排大专生们上课,半小时后才正式让他们教导学生。“给大学生上的课,我们称为‘小故事,大道理’。每次上课的内容都不同,有时是情绪管理,有时是家庭关系,看情况而定。”赵政暐说道。黎炳强表示,中心以准备(Prepare)、行动(Action)及反思(Reflection)三大程序作为行事标准,每次与孩子们上课前,都会让大专生们先上课,让他们列出当日的目标。
课堂结束后,也会进行小组反思,让大专生道出自己今日的不足,或分享达成目标的成就,相互学习及鼓励。
鼓励家长陪同上课
“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在这里(Ajar-Ajar)表现得对学习很有兴趣,但回到家之后就打回原形,每周如此重复,慢慢磨灭了学习热忱。”黎炳强认为,家庭环境对学生有著莫大的影响。学生在中心里表现出爱学习的态度是基于整个环境氛围,倘若回到家之后,父母只忙著看电视剧,没时间陪伴孩子做功课,久而久之,孩子便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变得爱学习。于是,他在Ajar-Ajar开始运行的一年后,便开始与家长建立关系,尝试每月办一次家庭关系或亲子关系讲座,让家长在带孩子来上课的同时,自己也上课。
刚开始时,许多家长表示自己很忙、没时间。相识日久后,他们渐渐愿意来上课了。“或许是混熟了,也或许是他们看到孩子们有进步,所以愿意做这个尝试。”黎炳强强调,中心每周只能上一次课,因此主要的环境塑造与培养还是取决于家庭,需要家长们的配合。
Ajar-Ajar双溪威协调员方玉玲透露,在中心与家长建立关系之后,有家长带著家中幼儿一起过来学习,“两个年级较大的孩子到课堂里去跟著志工教师上课,而她(家长)就带著最小的孩子进行一般学习,偶尔遇上不懂的词语也会向我们请教。”她笑说,不仅孩子能学习,妈妈也能从中学习。由于马来亚大学的学期假期较长,因此双溪威中心会在大专生放假时邀请家长担任短期志工教师。现在,该名母亲也成了家长志工团的一员。
因为教学 治愈口吃
“我自己也在这里改变了很多。”来自数学与经济系的赵政暐,原先是槟城理大的Ajar-Ajar志工,因认同Ajar-Ajar的理念而选择成为全职志工,被黎炳强调到双溪威开创新中心。小时候的赵政暐有口吃症状,家中长辈灌输他“长大就会好”的观念,但一直到大学时期,口吃症状仍然没有改善,“我成绩还不错,但每每要呈堂,我就需要死背下来。只要一开放问答环节,我一题都无法回答。”看著身边成绩不错又能言善辩的同学,赵政暐倍感自卑,因此下定决心要突破自己,破除口吃的症状。询及当年面试赵政暐当志工教师会否担忧时,黎炳强沉默了一下,然后回答:“既然他已经有想要突破的心,何不让他尝试?”
赵政暐笑言,当年的自己沉默寡言,却不想遇到一个同样沉默寡言的学生。“当时我也没其他办法,只能尽力找话题跟他聊。”当年每次课后的小组反思活动,同样让赵政暐困扰,“虽然说是小组,但还是很多人,我会害怕,不敢开口。”他坦言,自己在Ajar-Ajar学习突破自己,除了治好口吃症状,也让他对人生有新的领悟。
赵政暐从与该名沉默寡言的学生的谈话中知晓,这名学生的志愿是当一名摩哆修理技工,“这让我很诧异,因为很多学生的志愿是教师、医生等,我第一次听到相当摩哆修理技工。细问之下,才知道因为他父亲是当摩哆修理技工,所以他理所当然认为自己也只能当摩哆修理技工。”当时,赵政暐才深深了解,家庭教育与背景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甚至对自己的未来设限,因此他选择继续留在Ajar-Ajar,希望能让更多学生受惠,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孩子。
愿景:每所大学附近都有义教据点
2009年,黎炳强仍在马来西亚大学原理研究会(CARP)担任全职志工。当时他带大专生到韩国鲜文大学进行交流,看到当地有义务教学组织,认为这套方式适合大马,因此萌生开办Ajar-Ajar的念头。他表示,其实当时一回国便创办了Ajar-Ajar Malaysia,只不过在CARP旗下,直到3年前才迁出,注册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年Ajar-Ajar Malaysia开创时,也有家长怀疑它是诈骗集团,“人家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东西。”但因组织当时在CARP的羽翼下,且所有活动都在该组织的中心进行,因此家长们才抱著半信半疑的态度将孩子送来。
早年,黎炳强曾在某家大学办活动时被大学警卫误认为骗子,为此报警。“当天的活动很迟才结束,可能警卫看到我向学生们收钱作为第二天出席讲座的报名费。而我当时只是由朋友带进去办活动,并没有任何能证明的信函,因此把我当成骗子。”所幸在警局时,某个警长翻阅了他出示的Ajar-Ajar期刊后,致电向大学解释,他才被释放。“当时我负责安排讲座的交通,如若我没有被放出去,学生们便不知道可以到哪里搭巴士去,也就成了真正的‘诈骗案’了。”
经营多年,Ajar-Ajar Malaysia目前的规模与行事方式是改革所得的成果,“我们尝试过太多种教育方式,一个志工负责几个学生、像一般补习班一样有十来个学生等,各种方式我们都尝试过,但这个比较有效,也比较能兼顾到学生。”他指组织曾经严缺志工,只能以集体上课的方式进行补习,但近年来透过与大学团体的合作及社交媒体的宣传,志工人数渐渐增多了。
“我们的愿景是在每一家大学附近都有一间Ajar-Ajar的中心。”不过,黎炳强坦言,目前还需先做好14个中心,招募更多新志工,寻求更多的赞助,稳固了各个中心,才能考虑开办新据点。与各个非营利组织一样,Ajar-Ajar Malaysia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如若中心地点是租的,月租一般需约5000令吉(还未计算各种杂费及教材费);而如双溪龙由村长赞助上课地点的中心,连同载送大专生的交通费、教材、全职志工的薪金等,每月也需8000令吉的开销。
“目前,我们在双溪龙的志工之家已住满志工了,正在物色另一间房子,但家具、家电方面仍在筹募当中,希望能有善心人士捐赠这方面的物资。”虽然有庞大的目标与愿景,但黎炳强并没有急功近利,反而先稳固现有的中心。他希望Ajar-Ajar Malaysia未来能成为大马重要的义务教学机构,让更多清贫子弟也能拥有好的学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