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生发起诉求　厘清动机勿妄断

无论是持续半年的香港“返送中”乱象的示威大学生，或早前马大毕业典礼，高举抗议字眼，险些被褫夺毕业资格的黄彦铬事件，网络间皆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大学生是反映社会未来的栋梁，据理力争是大无畏表现，另一边厢，也有人认为大学生冲动、鲁莽、有恃无恐，徒增社会乱象，尽在错误时间、地点做不应该的事。

本周《东方热话》特邀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高级讲师廖朝骥，及同校前任学生会主席陈建发，一同探讨在籍大专院校生的行为规范，何为该与不该，而批判思维又是什么。

陈建发率先针对黄彦铬事件提出看法，他认为不可脉络化看待其行为，或许已遵循“在对的时间、地点，做对的事”，但先前反馈未必全面得到校方正面回应，比起一时冲动，相信黄彦铬可能面对权力不对等，或欲求会谈不成等，才会爆发出上述行径。

他说，大学生不该被评为不理性、不成熟，甚至为一时名气而有脱序行为的愤青，反之应审视学生动机，是为个人利益，或普世价值，非断言何为该与不该。

“这点也能套在香港返送中事件上，抗议人士同样对中方政府提出诉求不得要领，大学生才会走上街头，一步步演变成如今局面。”

廖朝骥则表示，自由是相对且有限度的，在任何情况下谈论自由，都会被法律、国情等所限制；学生应享有自主权，去参与修订的过程，就如同国民与国家关系，选出人民代议士进行修法一般。

他无可否认，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校有校规，而校规对不同学府，也有不同制订，但遵照法治社会概念，须可被修改，如该校秉持“校园自主、学生自治、学术自由”办校理念，即对学生言论自由宽松对待。

廖朝骥指，现今学生对社会关怀意识相当低，较关注切身利益，无形中让他们对生活周遭人事物不再敏锐，容易形成人云亦云现象，即使有想法，也不善于表达。

“社会能让人发表想法的平台和机会很少，而现在年轻人好像少了表达能力，我称之为‘失语的年代’，我都鼓励学生踊跃表达，以促进对话、讨论，或营造课堂氛围。”

他补充，若学生有不当行径便交予相关系主任处理，但如黄彦铬针对校方最高管理层提出抗议，首要是展开面谈，拟出解决方案，该校实质向来都有与学生展开对话的措施。

“本校莫顺宗校长一直致力推广，定期让学生代表参与校方行政会议，换言之，对学生重视程度足以参与决策权，层层下来也形成学生对校方监督。”

陈建发则表示，学生自治并非放任学生自行管理，而是自治空间是校方和学生双方共同营造而成，他认为该校在这点表现相当不错，如透过对话方式解决问题。

“当我还是学生会长时，确实有碰到校方正拟定些政策，便立即反映给校方知道，通过会谈方式，并把问题解决。”

鼓励学术自由　不该打压学生

廖朝骥认为，发言平台机会越发得小，尤其是对政治发展，许多民众在各自所属群体里，呈现出“自说自话”，其中因素均是受到社交媒体氛围影响。

“‘学术自由’亦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作为学者在进行学术发言时，也有一定的规范，若不让学生有表达机会，在培养学术界专人方面便背道而驰。”

“号称‘学术自由’的大学就该具备发言空间，然而校方也得有相应的包容度，尤其学校是栽培未来国之栋梁所在。”

他认为，马大作为本地有名大专院校，却做了不好示范，采取杀鸡儆猴强硬手段，仿佛警惕学生避免特定话题，扼杀学术自由框架。

“对中学转大学，人格和社会经历都在过渡期的大学生，校方和老师自我定位很重要，应是容许尝试错误的辅佐方，而非掌握裁决的权力者。”

陈建发附议，一面鼓励学生勇于表现，一面却以权威式教育大学生是不正确的，权力尽可能达到对等，位居权力上位圈的教师需主动下放权力，让双方对话关系能平等进行。

“若真期盼大学生未来成为社会栋梁，透过理性交流方式构建出来的环境至关重要，这样的社会也该从大学校园出发做起，学校在给予学生言论这块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当然课业上的纪律要求还是得有的。”

欠缺批判思维　情绪易被操控

廖朝骥强调，批判思维需经由学习，不等同于被情绪牵引的反对姿态，虽后者是前者表达过程中，一种必然的呈现方式，但批判思维更建立在已观察和认知问题根源，方形成论述上的探讨。

“批判思维更像是种表态，比一昧反对来得更深入问题的争论，如某事态发生原因，而反对理由为何，不仅现在年轻人都被情绪操控，就不明所以提出反对，同时我发觉本地学府对批判思维塑造是欠缺的。”

他指出，透过对话、辩论或阅读等方式，以促进批判思维的通识课在本地校园已变质，其次便是我国大专院校，无一设有哲学科系，均体现了思维培训的薄弱。

陈建发认同，批判思维并非一股脑提出反对，更不为哗众取宠，年轻人需拿捏好批判掌握度，这方面训练，他认为该校有给予学生机会就一些校内政策提出质疑和商讨，即是批判思维的表现。

“不仅是校园，整个社会环境的批判思维，仍有待加强，特别是现在候选人年龄降至18岁，全国教育改革需被关注，大专院校该营造出更健康的政治讨论环境，才能孕育出有素质保证的从政年轻人。”

社会关怀意识低　不善表达想法

廖朝骥指，学校作为个教育体系，更像是个小社会，让学生有机会体会，与已设定好的条规试著接触，该如何把一些体质层面事务改变，相对同样情况，出了社会是很难落实的。

“在这层面，西方的校园是做得比亚洲学校来得更加开明，以更为包容的方式接受学生与现有的体系碰撞，但离开校园欲改变一些事物，所需所耗的力量可能比在校园内庞大了好几倍。”

他说，这有助于学生认知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足以改变体制，赋权令学生意识到自身是个有力的行动者，而非无力的被动者。

陈建发表示，政治培养令学生离开校园后，面对打压时，能深知自己能力所及能做些什么，就该在校时就学习如何应对国家机构，或权力不对等之类事态。

“一切从校内，改变食堂、设施，以及毕业典礼等活动，让我们认知到被赋予的权力，进而深信自身力量，直到踏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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