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依斯迈沙比里的“大马一家”政府与希望联盟四党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就立法、行政、司法、抗疫和大马协议达成共识，朝野均以稳定政局为本，沙比里政府承诺2022年7月31日前不办大选并落实多项改革，希盟答应不拦截2022年财政预算案，有者认为，朝野签下“政治转型与稳定备忘录”（MOU）昭示两线制返回正轨，509大选后之多党乱斗就此告一段落。
所谓两线制，类似于英国和美国的两党制，从选举到议会皆为两个最大的政党联盟主宰，当然，前董总主席林晃升1986年提出的“两个阵线”，是希望将大马政治引向中庸和极端的对立，以互相制衡促成民主化的健康发展。两线制概念对后续30年的大马政治构成极大影响。
惟，大部分人对两线制的理解和解读，往往仅限在中庸vs多元、互相制衡的面向，可两线制的基础是建构在政党竞争之上，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日本的自民党和社民党，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等等，他们的两党制都跟大马的两线制相似，纵然这些国家确实是典型的民主化榜样，两党制却未必带来理想中的良性竞争。
例如，美国两党对峙引起的政治极化（polarization）使社会陷入非黑即白的局面，泛蓝、泛绿的决裂限制台湾民众走不出统独议题的泥潭。而广受推崇的两线制也令马来西亚的社会分歧演变为马来社会与非马来社会之间的生死存亡，显而易见，不管是两党制或两线制都只在叙说政党竞争的样态，并非引领走向民主化的导航系统。
有鉴于此，有必要须重新定认识两线制，以及追溯其发展的源头才能回应当下认为两线制起死回生的假象。就笔者之浅见，两线制早在马来亚独立前即诞生。凭著巫统和马华合作出战1952年地方选举的先机，在1955年自治邦选举中，以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Parti Perikatan）攻下52席中的51席，此时，无论朝野政党都意识到唯有缔结联盟才能得到更多席票，以及取得联邦和州政权的手段，劈开大马政党结盟参选的先河。
1955年马来亚第一届大选，出现三大联盟角力的格局——联盟、社会主义阵线、伊党与国家党的竞选协议。这时的伊党兼具左翼政治光谱和伊斯兰教的色彩，同时跟劳工党、人民党的社阵及转为右翼民族主义路线的国家党，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联盟阵营，这也是“两个阵线”锥形。因为在野党的合纵连横，造成联盟党1955年的风光不再，东姑获得104席中的74席，在野党阵营的表现推高到30国席及41%选票，伊党也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两个州政府。
1959年的选举结果进一步强化结盟参选的必要性，不过，1969年第三届大选却发展出不一样的情况。行动党、民政党和人进党各自达致不同的竞选协议，伊党和人民党也建立合作关系，两股在野势力跟联盟对抗，其结果是联盟在103个半岛国席只取66席，得票率为44%，行动党（13席）、伊党（12席）和民政党（8席）成为小赢家，此情此景跟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的景象有异曲同工之处，国阵同时面对希盟、伊党的情况下失去国会的简单多数。
自1970年代到1990年代之间，马来西亚一直维持在国阵与互相厮杀的在野党竞争，国阵因此寡占大部分国州议席，巫统拥有绝对的行政权逐步建构党国体系。而变化发生在1987年巫统A、B之争后，东姑拉沙里因党选失败退出巫统，另外建立46精神党，这时候的姑里游走在行动党和伊党之间，在1990年大选间，46精神党两手牵著行动党主导的民阵（Gagasan Rakyat）和伊党的伊阵（APU），并且跟拜林的沙巴团结党相呼应，显然姑里的看透在野党相互厮杀是赋予国阵不败之身的直接原因，集中对国阵、马哈迪的否决票和降低选区的重复提名，两线制之竞争样态至此更加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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