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多数人易倾向于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的二分法来看待事情，只是，人生经历较丰富者常会发现到人世间有许多事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如“天下为公”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失败可能是成功之因，但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
趋势大师奈斯比（John Naisbitt）还写了本《全球悖论》（Global Paradox）的畅销书，点出全球化的双重性，如一方面是市场一体化，可另一方面是民族或部落主义的兴起，美国出现特朗普就是一个实例。经济学里便有节俭的悖论说（Paradox of thrift）。
以权力为例，便即可以善，也可以为恶。在政治学，权力容易腐化，绝对权力更会绝对腐化，是句惯常被引用名言名句。可吊诡的是，没有权力又难以办事，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伸言之，要点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是否被正当使用，错用或滥用。
法治骨子里也是人治
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法律界流行以权力或以人民的权利约束公共当局（即政府）的权力的学说与实践。美国便是个活学活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实例。在制度上行政、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立，形成了大机构间的互相制衡。这种制度设计的确可防止滥权；但也可能使好事难成，使制衡本身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以致于有人说，美国政体是种难成事的否决政体（Vetocracy）。
反观流行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议会制，英国与多数西北欧国家，由于权力集中，政府反而常能做大事，如福利国便是一例。一般来说，欧洲国家多是福利化程度比美国高。这可从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中，一窥究竟。平均而言，西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会占到GDP的40％或以上，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法国，更是高居50％以上；可美国则是约30％。
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可制度设计无疑是个关键因素。实践议行合一（议会与行政）制的西北欧国家（法国具是半总统制），因为行政权集中可以很有为，甚至形成大政府；可美国则因权力分散与互相制衡，政府常与国会两院对立，以致许多政策难大力推行。
进而言之，美国的制度有很强的防民之心，即用宪法来限制民主，以免以民为主变成了多数的暴政。为此，美国宪法赋于司法院超然的最高权力，可依据法官对宪法的诠解否定政府与国会通过的法案，使其无效。联邦大法院也常因法官的价值与法理判断而做出反多数决的判决。
本来按照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原则，应该是人民说了算，而不是大法官说了算。法院怎么可以否决民选政府（民主）的法案？这不是反民主吗？
这里也透露出一个讯息，即美国的开国者与制宪者并不十分信任人民的价值判断，认为人民亦可能犯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大法官（9人）也是人，也可能犯错！说到底，法治（即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骨子里也是人治。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处理，这也是一个悖论。
市场与政府一样会失灵
同样吊诡的事，也见之于现代与当代的主流思想与价值上。本来按照18世纪西方自由主义通行理论，“政府必要的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是必要的恶，就得想方设法限定政府的权力，即宪政（限政）。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便多是知、信、行、诚的正统。
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奉行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理念，只要政府做个忠实的守门人维持好法律与秩序便可，其馀不必多管闲事。本来西北欧国家，也是这类知、信、行、诚的正统自由主义者，此点可从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中一窥究竟。
整体上言，1900年代前，欧美国家的政府总支出（主要是军警与一般公务的支出），只占GDP10％以下，可一战后，便节节上升，特别是二战后，更是剧升以至今天多数西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均占到GDP的40％或以上。
可以说，这是反正统古典自由主义初衷的做法。吊诡的是，当代西方诸国依然自认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真可谓世异则事异。
其实，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个混乱的用语。若不是搞现代与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政治经济思潮者，还真搞不清楚其中的复杂多变的含义。1980年代兴起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是个含义较接近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可却称为“新”自由主义。
整体上言，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少管闲事，只搞好本身的职务便好，不要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也不要做无微不至的保母，即对人民包山包海的娇惯人民的慈母。说白了就是反福利国和反政府太多管制。要求政府放宽管制或退出市场搞民营化。这是种针对二次战后形成的政府万能论的市场万能论。可讽刺的是，当代市场失灵时，他们又要政府出手打救他们。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当市场大好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可当市场出现危机时，他们又要政府出手相救。
这也说明了，不论是政府万能论或市场万能论，均不符合现实情况。政府会失灵（如1970年代出现的停滞性通货膨胀，便是政府长期干预市场的后果之一）市场也一样会失灵。
政府与市场均有二重性
这里突显出，政府或市场均具有正负两面的二重性，即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且政府的善恶也可能带来事与愿成或难以事先预料到的后果。据此而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凡事过犹如不及，任何事即便是好事，若走得太远太过，可能引物极必反的后果。只是，如何定适可而止，止于至善则是个难题。
对此，我们应认识到，人世间有许多事是具有多重性或双重性的，不宜偏执地教条主义地一条道路跑到黑，而不懂修正。只有本著世异则事异与阶段性变化的修正主义思想，才较有可能避免太多不可欲的后果，不仅对政府与市场均应如是观，对公民社会、宗教、媒体、科技、民主选举、威权主义等，皆是如此，而不宜有偏执与教条主义。
之所以，是因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有善恶具备的综合体。至于整体上言，是善的一面大于恶的一面或反之则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利害关系的考量。
人类可以同类相亲也可以同类相残，同族同教，甚至是兄弟也可能如此。这就是人性，人也是所有动物中出现最多同类相残（如战争）的会动之物。人性是难以定性与捉摸的万物之灵。同一个人可能有时善与守法，也可能有时恶与不守法。因此，我们对人应有一种“既─又”看法而不是绝对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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