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多数人易倾向于非黑即白或非白即黑的二分法来看待事情,只是,人生经历较丰富者常会发现到人世间有许多事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如“天下为公”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失败可能是成功之因,但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
趋势大师奈斯比(John Naisbitt)还写了本《全球悖论》(Global Paradox)的畅销书,点出全球化的双重性,如一方面是市场一体化,可另一方面是民族或部落主义的兴起,美国出现特朗普就是一个实例。经济学里便有节俭的悖论说(Paradox of thrift)。
以权力为例,便即可以善,也可以为恶。在政治学,权力容易腐化,绝对权力更会绝对腐化,是句惯常被引用名言名句。可吊诡的是,没有权力又难以办事,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伸言之,要点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是否被正当使用,错用或滥用。
法治骨子里也是人治
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法律界流行以权力或以人民的权利约束公共当局(即政府)的权力的学说与实践。美国便是个活学活用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实例。在制度上行政、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立,形成了大机构间的互相制衡。这种制度设计的确可防止滥权;但也可能使好事难成,使制衡本身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以致于有人说,美国政体是种难成事的否决政体(Vetocracy)。
反观流行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议会制,英国与多数西北欧国家,由于权力集中,政府反而常能做大事,如福利国便是一例。一般来说,欧洲国家多是福利化程度比美国高。这可从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中,一窥究竟。平均而言,西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会占到GDP的40%或以上,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法国,更是高居50%以上;可美国则是约30%。
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可制度设计无疑是个关键因素。实践议行合一(议会与行政)制的西北欧国家(法国具是半总统制),因为行政权集中可以很有为,甚至形成大政府;可美国则因权力分散与互相制衡,政府常与国会两院对立,以致许多政策难大力推行。
进而言之,美国的制度有很强的防民之心,即用宪法来限制民主,以免以民为主变成了多数的暴政。为此,美国宪法赋于司法院超然的最高权力,可依据法官对宪法的诠解否定政府与国会通过的法案,使其无效。联邦大法院也常因法官的价值与法理判断而做出反多数决的判决。
本来按照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原则,应该是人民说了算,而不是大法官说了算。法院怎么可以否决民选政府(民主)的法案?这不是反民主吗?
这里也透露出一个讯息,即美国的开国者与制宪者并不十分信任人民的价值判断,认为人民亦可能犯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大法官(9人)也是人,也可能犯错!说到底,法治(即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骨子里也是人治。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处理,这也是一个悖论。
市场与政府一样会失灵
同样吊诡的事,也见之于现代与当代的主流思想与价值上。本来按照18世纪西方自由主义通行理论,“政府必要的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然是必要的恶,就得想方设法限定政府的权力,即宪政(限政)。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便多是知、信、行、诚的正统。
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奉行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理念,只要政府做个忠实的守门人维持好法律与秩序便可,其馀不必多管闲事。本来西北欧国家,也是这类知、信、行、诚的正统自由主义者,此点可从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中一窥究竟。
整体上言,1900年代前,欧美国家的政府总支出(主要是军警与一般公务的支出),只占GDP10%以下,可一战后,便节节上升,特别是二战后,更是剧升以至今天多数西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均占到GDP的40%或以上。
可以说,这是反正统古典自由主义初衷的做法。吊诡的是,当代西方诸国依然自认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真可谓世异则事异。
其实,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个混乱的用语。若不是搞现代与当代西方思潮,特别是政治经济思潮者,还真搞不清楚其中的复杂多变的含义。1980年代兴起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则是个含义较接近18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可却称为“新”自由主义。
整体上言,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少管闲事,只搞好本身的职务便好,不要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也不要做无微不至的保母,即对人民包山包海的娇惯人民的慈母。说白了就是反福利国和反政府太多管制。要求政府放宽管制或退出市场搞民营化。这是种针对二次战后形成的政府万能论的市场万能论。可讽刺的是,当代市场失灵时,他们又要政府出手打救他们。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当市场大好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可当市场出现危机时,他们又要政府出手相救。
这也说明了,不论是政府万能论或市场万能论,均不符合现实情况。政府会失灵(如1970年代出现的停滞性通货膨胀,便是政府长期干预市场的后果之一)市场也一样会失灵。
政府与市场均有二重性
这里突显出,政府或市场均具有正负两面的二重性,即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且政府的善恶也可能带来事与愿成或难以事先预料到的后果。据此而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凡事过犹如不及,任何事即便是好事,若走得太远太过,可能引物极必反的后果。只是,如何定适可而止,止于至善则是个难题。
对此,我们应认识到,人世间有许多事是具有多重性或双重性的,不宜偏执地教条主义地一条道路跑到黑,而不懂修正。只有本著世异则事异与阶段性变化的修正主义思想,才较有可能避免太多不可欲的后果,不仅对政府与市场均应如是观,对公民社会、宗教、媒体、科技、民主选举、威权主义等,皆是如此,而不宜有偏执与教条主义。
之所以,是因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有善恶具备的综合体。至于整体上言,是善的一面大于恶的一面或反之则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利害关系的考量。
人类可以同类相亲也可以同类相残,同族同教,甚至是兄弟也可能如此。这就是人性,人也是所有动物中出现最多同类相残(如战争)的会动之物。人性是难以定性与捉摸的万物之灵。同一个人可能有时善与守法,也可能有时恶与不守法。因此,我们对人应有一种“既─又”看法而不是绝对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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