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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看一些数字：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2016年的估计，亚太区里每1000人口当中便有6.1位是人口贩卖受害者。而在马来西亚，这方面的数字是这样的：从2014至2018期间，仅有1600多宗人口贩卖案件被调查、近3000位受害者身份被鉴定，却只有140宗案件在法庭定罪。这个数字，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有难以解释的落差。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反人口贩卖的表现，美国国务院做出这样的评价：马来西亚政府虽有做出一些努力，但并没有完全达至消除人口贩卖活动的最低标准。虽然有稍微更多的人口贩被定罪，同时也发出更多自由行动准证给受害者，及增建一所（至今尚未启用的）女性专用的庇护所，但是这些施政比起往年未有整体提升。反而，今年有更少的受害者被鉴定，警方的调差案件和检控的数量减少。我国政府为受害者提供的保护明显不足，同时未一致性地提供医疗、通讯、自由行动准证或工作准证。与工作准证相关的贪污普遍，而涉案的执法人员未被检控和治罪。
西方国家人权义务
马来西亚被列为第2级别的监督名单*（Tier 2 Watch list）当中，留级观察。这个评价，与2015年联合国特派调差员的报告雷同。
两个主权国家和一个国际政府，共同肩负人权的义务。
西方民主国家十分清楚人权的价值何在。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各个社会辩论财产权、宗教自由（Jean Bodin）、生命权、自由（John Locke）、言论自由、公平审讯（Voltaire）、民众主权、反奴役（Rousseau）、女权（Marquisde Condorcet）公民权、参政权（Jeremy Bentham）、工人权利（Karl Marx）……
然而，当这些国家进入20世纪时，却开始了一段颠覆价值的历史道路，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古拉格劳改营、犹太人大屠杀、两次世界大战和反殖民的战乱等一系列的人为灾难。我们因此见识到，一个霸权如果能够毫无限制地任意统治，人类的极致残暴会带来灭绝性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不会受限于国家领土的分界。它会扩大成对他国人权的侵犯。
西方国家也从此意识到，20世纪以前的人权观，急需从强调个体权利和社会福利层面，要被扩充更新成一种具跨国性的人权观。维护人权，成了各个主权国必须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于是，有了联合国及人权委员会的成立、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多项人权公约的产生。
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际，继承了英国的民主制度和拥有保障人权条款的宪法。第5至13条的人权条款，分别界定了公民在自由、反奴役、反追溯刑法和重复审讯、平等、反流放和保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受教育权和财产权。同年9月，马来亚成为联合国成员之一。自此，我国也继承了维护人权的义务。
打压人权法律诞生
然而，在这样宪法，并没有阻止打压人权的法律诞生，包括《内安法令》（1960）、《大专法令》（1971）、SOSMA（2012）。显然，即便有民主制度和法治，也不一定有人权的保障。如果执法或释法机关内的人缺乏充分的人权价值观念，这些机关的运作只会起著形式化的装饰作用。这也是我国在发生了政党替换之后，恶法仍无法被撤除、受害者仍未获得平反的原因。
确然，我国在2007年制定了《反人口贩卖和偷渡法令》，2010年开始拟定《国家反人口贩卖行动方案》，避开了被美国降级为Tier3这个最低级别；2018年设立专门审讯人口贩卖的开庭法院和增加司法人员，乃至在国会辩论年度人权报告，看似提升了取缔人口贩卖活动的努力，都应该得到认可。但是如果政府的施政，依然不充分地贯彻宪法精神和人权价值，对联合国的建议也无动于衷，那恐怕再多的动作也未必能改善我国的人权记录。
文化汇成与个人责任
是的，人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难题。它不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它的发展也不会是定向的。我们无法确保一个民主体制内，有了法律和分权，就一定受到保障。唯有当生活在体制下的个体，对它有深刻的敏感，相信任何人的人权受压迫，是对全体人伤害，并愿意捍卫他人的权利，及时给予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支持时，我们的体制，才更有能耐捍卫，维护，甚至推广这个普世人权。
人权固然需要国家体制的捍卫，但个人也责无旁贷。我们能选择推脱这个责任吗？西方国家20世纪的惨痛经验，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答案。
*注：属于第二级别监督名单的国家，虽然有显著的努力，但是鉴于人口贩卖问题严重，或该国未提供完整的数据，而需要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