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与社会的收入与分配，应依据什么原则来进行，是个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的课题，在多元族群社会更是个各有各说的难解之争。尽管如此，这个课题依然是可能愈辩愈明的。
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一般认为，原始社会多依据平均主义来分配，是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进入奴隶社会后，则依据强权，也就是真理的强权原则来分配。在封建社会，虽比较多元化，惟世袭与身份，则较突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上应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是这个劳究竟要如何衡量，则有很高的主观性，如劳心者与劳力者，孰重孰轻？劳动的成果与素质是否符合要求？有无市场？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上是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来分配。只是，这样的分配原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社会，也缺乏可持续性。之所以，就如俗语所说的，一个和尚挑水有水喝，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这还未提及高于特权阶级的高人一等的享受与特权待遇。
何以三个和尚没水喝？答案是人性。经济学里有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与白搭便车（Free Riding）的理论。公地悲剧就是一般所说的，众人的事没人管（Everyone's Business Is No One's Business），这也是污染横行，沟渠阻塞，一雨成灾的成因。说起来，为何要有政府，主因之一，便在于解决这个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公共难题。至于政府应管制什么程度，则是右派与左派争论不休的持久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左右两边都可能因势而起，轮流执政。伸言之，这也是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
创造更大的蛋糕
今天，大多数社会或多或少，皆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体（Mixed System），如大马。在这类社会分配基本上，是依据按资（出资）或按贡献来分配的。其中，按贡献分配，又是最一般的分配原则。之所以，在于它符合人类一般的自然公正感，也具有可持续性。所谓可持续性，是说它符合人性，符合激励或诱因（Incentive）原则。人会对诱因起反应，无诱因、激励，就无持久的动力。这里讲的是一般的、持久的，而非特殊的、一时的动力与积极性。当然诱因也可以是物质与非物质的。
没有正当的诱因，如赏罚分明、赏善惩恶，任何组织不论是企业或国家，均不可能持久地发展起来；而发展便是硬道理，没有持久的发展、创造，便不会有更大的蛋糕；没有更大的蛋糕，就只有共同的贫而没有共同的富。要相对均贫，或相对均富，就取决于有否依据贡献的多少来分配产出。一般来说，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少劳少劳，不劳者不得食，应是符合一般人的公正或公平观的。有公正或公平，并不等于无视贡献，而一律均等的平均主义。于此，就必须把均等（一律分得大小相同的蛋糕）与公平（按贡献多劳多得，或多冒险多回酬）区别对待。
生产性扶贫路线
进而言之，在传统社会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原则若贯彻到底，就难免会致成一个持久处于“寡”，均贫状的社会。这是人性使然。也因此，制度设计应考虑及公正（公平）原则，也用公正公平来促进效率与生产力，进而在公平与效率原则下，创造出更大的蛋糕，也让出头的能者，多付税额，让能者出头，也让能者多付（税或捐助金）。这才是对富者能者、贫者弱者两利的双赢。
当然，对于税率或遗产税类的劫富济贫，也应适可而止，免得能者不愿多劳。实则，税率过高，总税收反而会递减。据此，从利人利己的角度看，贫者也应鼓励能者多劳，以便能从中分到一些好处，政府也能从做大的蛋糕中，取得更多税收，用以使贫者脱贫。也就是，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助人脱贫，能否致富，就看个人的能力、努力与造化。毕竟，任何社会均是富少贫多，政府的职能是在于，保障最贫者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进而为他们提供受教育与培训的机会，以便加速他们的水平或垂直的社会流动。伸言之，扶贫应走生产性扶贫路线，至于权力寻租，如不劳而获，坐地分赃的寄生式发财，则应严厉取缔，以免破坏政风、民风等。
最后，对于通常的衡量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数也应看到，这是个依据申报的货币化收入来衡量的方法，它不包括非货币化或没申报的收入。在乡区，生活费低，也可能有部份需要，如食物是自供自给的，更无须付房租等，而城镇人则出入要交过路费、泊车费、高房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