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世界现今秩序的论述汗牛充栋，从盛赞不已的《世界是平的》到批判味十足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大家都很努力地想说明白，所谓的全球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内格里和哈特（Negri and Hardt）的《帝国三部曲》（The Multitude, Empireand Commonwealth）从两千年初红到今日，其论述语言为欧陆哲学，文字繁复且逻辑演绎庞杂。但一言以蔽之，其核心概年不啻是德勒兹的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绚丽的名词背后要说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新逻辑如何不断改变人文地理的风貌。
用寻常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景观，田园家乡沧海桑田，城市与乡村的变革一夕之间。把欧陆新左派的观点结合右派的chimerica理论（Niall Ferguson），再以我反复穿梭太平洋两岸的经验来验证之，我想谈谈“乡”这个概念，在当今全球化进入美中两极强权时代，身为一个台湾人的一点感触。在这两个政经强权微妙的区域政治平衡下，一个台湾人穿梭于chimerica的心情。
这篇文章不是政经论述，而是在上述的宏大政经论述下的个人心情手扎，内格里和哈特在书上重新论述了这个时局下“革命”的新定义，他们谈到了“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概念。深入探索这个概念的哲学命题不在此文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概念让我对情感抒发的写作有了新的认识。这些从个人经验情感出发的抒情小文，以此概念检视之，不再只是无病呻吟，或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喃喃自语。书写是一种情感劳动，国际资本的流动编整控制生命，书写是对这异化过程的自觉，是对这冰冷资本控制人生的温柔抗议。
想厝的心情
这是一首台湾闽南语歌后詹雅文的歌，抒发的情感很常见，不外是台湾南部乡下人到台北花花世界工作生存，在都市丛林里竞争，日日武装自我，当万籁俱寂之时，一个人禹禹独行，突发思乡之情的老旧剧本。
从乡村到都市流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原始资本积累的残暴过程，这种关于乡下人到都市打工，倍受歧视压迫剥削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反复传唱，从十九世纪末英国狄更斯的《孤雏泪》到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的《悲惨世界》，到我熟悉的台湾民谣《孤女的愿望》，到民国六七十年间台湾中影拍摄的一连串关于小人物的故事（以《女工的故事》最为典型），到最近中国大陆火红的《人在囧途》，都是关于早期资本积累，乡村人口流到都市悲惨生活处境的一种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思乡”（nostalgia）成了这政经逻辑下的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一种思乡情绪里蕴含了许多政治经济的批判。
但在这新的全球化政经逻辑里，我们该如何重新阅读思乡这个情感政治呢？
我的家乡在汝州
因缘际会，我来到了中国人称大农村的河南工作。“穷乡僻壤出刁民”是北京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的一句话。当然这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一种成见。或许是因为地缘的关系，我竟然和民工结识为朋友。M是汝州来的小伙，他的外貌打扮和时下青年无异（这是资讯全球化带来的平等的假象？），若不与他深谈，我不会知道所谓阶级间无形的藩篱是怎么筑成的。
与他相见的那天，我约了他在郑州城里最繁荣的商业区，那里有我习以为常的星巴克，有我常看见的世界名牌，和我熟悉的全球资本景观。那天，他穿越17万工蚁大军，从厂房风尘仆仆搭了公交到城里，几十分钟的车程对他来说不只是几里距离，而是一个遥远的生活状态的长征。第一世界常态的中产生活离他的厂房也就几步之遥，但那距离可能是在底层的他一辈子也跨不过去的。即便来到了光鲜的百货商场，他还是会很惯性地钻进高楼边巷弄里回民开的小吃店，喝上一碗胡辣汤加油饼。小伙的民工社会身份就在饮食间展现出来了，他呼噜呼噜喝下那碗佳肴，满足地拭去额头上的微汗，然后下意识的抛出“又涨价了！”一句话。
我沉默不语，看著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俊俏的小脸如果摆在香港台湾就是一个时尚摩登男，但饮食间的肢体语言和表情露出了浓浓的土味。“我的家乡在汝州，宋朝的苏轼在那里当过官的。”苏轼的历史文化资本让他的家乡听起来非常值得拜访。
“汝州是城市还是乡村？”这时小伙的眼神一亮，滔滔不绝地开始跟我解释中国户口制度实行的城乡二分制，县城，省城，城中村等等听起来很熟悉却又完全无法理解的概念一股脑儿全抛了出来，小伙此时成了一个民间社会学教授，情绪激昂地要让我这个外地人理解他的家乡是一个甚么样的地方。
“我得告诉你之前城市户口值钱，现在人人都想要有个乡村户口，乡下人有地，说不定哪一天城市发展到了乡村的边缘，乡村变了城中村，你瞬间就暴发了。”“喔，就是台湾说的田乔子。”来自农村的小伙和德勒兹一样洞悉资本发展的逻辑，他也可以理性地分析去疆域化的道理，并在里面寄存了自己的中国梦。或许那一天家乡变他乡，他毋需再演出衣锦还乡的老戏码，阶级流动的梦想寄存在城乡互位的资本主义大梦里。
我想起了在遥远的太平洋彼端，在伊利诺伊州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小城镇，城镇显然曾经是个农村，但严格说起来，它还是个农村，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间散落著住户，所谓的市中心便是教堂、邮局、银行、法院和几间餐厅群聚之所。再来便是要开车才能到达的大片面积的购物商场，永远就是那几个连锁店整齐排列，积木方块一般无声地站立在玉米田间。
玉米田之死
我曾经在东岸类似的美国小镇生活了好一阵子。就生活水平来说，这乡下真不能严格说是个乡下，纤尘不染且光明几净的购物商场，平整铺排的柏油道路，都具备了所谓中产生活的条件。但是这些美国乡下大量复制的Mall Culture，一成不变且像一池死水的标准化生活，都一再让人想起《楚门的世界》或是Edward Hopper绘画里那种郊区生活，表面看似平静不起波澜，底下却种种人欲蠢动。无边的玉米田延展著无边的美式寂寞（American loneliness）。资本主义发展拉平城乡二分之后，难道就发展出这种George Orwell1984式的假幸福？从此乡到彼乡，到底哪里的人生活得更幸福？
论述后现代生活最有力的美国思想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经用“情感的消逝（the waning of affect）”来形容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我在美国乡村广大无人烟的mall里行走，常常有一种在活人蜡像馆里参观的荒谬感，店员机器般的问候“How are you doing today?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any help.”后脸上的一抹微笑，常常让我联想到电影《断背山》结尾那太太温柔假声下的残酷人性。此乡一点都不田园，也不诗歌，后工业时代的美国乡村已经不见梭罗式（Henry David Thoreau）的自然情怀。
汝州小伙谈到苏轼时眼神中闪著光，我看见的是某种中国文化里的耕读理想，陶渊明式的文人情怀。当世界资本支配著我们从此乡到彼乡，世界资本也同时改边家乡的地貌，怀乡的荒谬感在这个全球化新世界大抵如此，我想起小时候的高雄市郊，有农田有田婴有白鹭鸶。
就在我顺著世界资本逻辑支配反复迁徙之际，世界资本也悄悄来到了家乡，把农田变成了商场，把田婴变成了游客。我没有变成田乔子，我被新的国际资本逻辑带到了郑州，却看见了30年前的高雄。那汝州小伙不就是当时家乡楠梓加工区里的任何一位大叔吗？我在他的神情里见到了自己，我想告诉他，在大西洋彼端的美国不美，美国梦不就是一场玉米田里的恶梦。但是，我不忍打击他的中国梦，城中村的美梦轰轰烈烈在全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口号下开展，我想起小学时代老师要求所有人都在家庭状况一栏下写上“小康”的荒谬剧，仿若小康之后，贫与富的差距就没了，阶级的落差也被这种小康情感给取消了。我看著汝州小伙，想起了陶渊明，想起了那个永远不存在的桃花源一般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