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二次大战期间,东南亚一系列国家或前殖民地沦陷的70周年,回想这段时间其实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历史,但身为后人的我们还是不能遗忘。不管是好是坏,历史都是人类教训的一部分。

太平洋战争,日军横扫东南亚,把西方殖民国家打个落花流水,一时之间许多民族主义者拍手欢呼。可是日本何尝不也是以殖民者姿态,征召殖民地人民为他们的战争卖命。

假如你看过台湾名导侯孝贤拍摄的著名电影《悲情城市》,应该会记得电影里林家老二文龙,便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为其侵略行为出战,结果客死异乡。这些战死之人,大部分都被之后的日本政府奉祀在东京靖国神社。这座神社是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奉祀日本战亡士兵的场所,原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是由于后来日方把14名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谋及犯下一系列违反人道罪行的战犯给供奉在里面,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么做,就如同有人赞美希特勒当年的行为非常恰当般,令人难以接受。

令日军丧胆的高砂族

台湾及当年的朝鲜都有人在日本旗下当兵,而其中较为人知的是称为“高砂义勇队”的台湾原住民部队。他们是一支由台湾各部落族人所组成的丛林作战部队,他们骁勇善战,尤其“雾社事件”中的赛德克族,更是让日方畏惧这些善长丛林生活的原住民。高砂(Takasago)是日本对台湾的古称,早年我们习惯称呼的所谓山地人(不见得全部都住在山上),日本就称为高砂族,而今在台湾还是以原住民称呼这些朋友较为妥当。

高砂义勇队前后共有4000余人投入战斗,绝大部分都是在菲律宾、新几内亚等热带雨林作战。他们曾参与1942年菲律宾巴丹半岛战役,使美军长期据守的计画失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最后逃出日军包围,到澳洲墨尔本另起炉灶。

高砂义勇队还有一个事迹,那就是队员之一的阿美族人史尼雍(又作史尼育晤,中文姓名李光辉、日文姓名中村辉夫),在二战结束后的1974年被误认为是“野人”,印尼当局发动搜索人员上山寻迹后,才把隐蔽在山林30年的这位前台籍日本兵给带下山来重返文明。台湾原住民的韧性及其在山区求生的技能,让史尼雍生存了下来。可是在4年之后,却以肺癌结束其传奇性一生,让人不胜唏嘘。

汉人军夫成日人羔羊

台湾还有另一批人,他们也是到南洋作战的。这批是汉人(可别忘记,你我大家都是汉人,只是现在大马不会有人这样称呼自己),担任战俘监视员、伙夫、杂役等工作,被日军当成“军奴”来使唤,做一些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不愿意做的“肮脏事”。这些误以为被日军视为同胞的台籍士兵,直到战后被盟军控告各种战争罪后,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平时,日本军官生气的时候会边甩耳光边骂这些台湾兵是“清狗奴”(chinggolo,意即丑陋、未开化的中国人),台湾兵也只能默默承受。

台籍日军在东马一带,包括古晋、美里、纳闽、山打根等都留有足迹。题外话,纳闽曾是日军第三舰队的停泊基地,除了靠近油源方便取得,也可以躲避盟军的攻击,就连曾叱吒风云的日本海军战舰大和号也在这里藏身。

日本人为了隐藏这些人的真正身份,也避免当地华人可以从他们身上打听消息,命令他们改用日本名字,一律讲日语。西马也曾有过他们的纪录,曾有吉隆坡耆老为文,说当年被抓到位于今日警察学校的宪兵队去问话,结果发现日本人身边的翻译是用福建话在跟他交谈,马上就猜想到对方应该是台湾来的。还有报业前辈古玉梁也曾记得日据时代,家中来了台湾日本兵搜索,后见到悬挂厅中的孙中山肖像,肃然行礼后匆匆离去,也是奇闻一桩。这可能跟孙文当年革命时奔走于日本及台湾有关吧。

台湾在二战期间,总共有20万7183人充当军中各种勤务,因各种原因死亡在异乡者约3万304人,其中2万8千人战后被奉祀在东京靖国神社,李登辉兄长李登钦(日名岩里武则)亦在其中。这当中还有26人是因为被日军强迫,违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虐待或杀害盟军战俘,最后被盟军判处死刑。

其他还有许多战死的台湾原住民后裔,近几年要求把祖先的灵位移出神社,主要也是对日本的一种控诉。

逃过绞刑者有的则被判刑5至15年不等,而且等到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的日本将领都陆续放出之后,这些刑期比他们还短的下级士兵(控诉的时候说是军人,关完后说他们只是穿军服的雇员),却只能等到期满时才能走出牢房,其悲惨遭遇日本人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单看事件的表面,也许会认为杀人就该偿命,但在威迫之下执行命令的人员却成为上位者的羔羊。就以1945年1月至6月间发生在北婆罗洲的“山打根死亡行军”为例。

日军攻陷新加坡后的1942年9月下旬,把部分在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苏门答腊等地投降的英、澳、荷军、欧籍人士囚禁在山打根集中营,关有近2000名战俘。在东马总共派有200余名台籍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贯彻上层日本军官交代的工作,并敦促战俘能够依时完成。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战俘都是无用而浪费食粮的,所以都尽量劳役他们,目前山打根、纳闽及古晋机场跑道,都是这些欧洲战俘当时以简易工具完成扩建的。

日人狡脱台湾人受罪

1945年1月,日军判断盟军即将登陆婆罗洲,准备撤退到沙巴西面,同时把战俘也分批从山打根移送到内陆的兰瑙(Ranau),全程260公里,大概就是吉隆坡到太平的距离。这些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的战俘通通都是徒步前进,可想而知其结果是多么惨绝人寰。

死亡行军分成3批前往,每次250至550人不等,身体最健康的是第一批,在1945年1月至3月间出发。路线当中经过沼泽、原始森林,还一度行经神山东部的山坡。这些战俘的任务是背负日军一个营级单位的装备、补给,移防到沙巴西岸。

9天行程日军只提供4天的口粮,途中有累垮、昏倒的,日军不是命令台籍士兵射杀、刺杀就是任由他们在路边等死。可是这些台籍日军很多都不敢杀死朝夕相对多年的“难友”,在指挥官军刀及配枪威吓下,他们只好闭起眼睛胡乱开枪就急忙走开。

第一批470人中,有部分成功走到兰瑙,还要帮忙建筑日军营舍,最后到6月间,只剩下6人生还。第二批状况较好,有183人逃过死亡,最后一批75人,没有人能熬过50公里路程,还有一批约175人完全不能走动的战俘,则被留在山打根集中营活活饿死。

是啊!战争是残酷的,这也只不过是日军蹂躏下的另一个明证。这些事件就发生在终战前不久,加上新仇旧恨,澳军当局誓言不能放过任何一人。事后日军军官为了脱罪,把责任全部推给台湾人来承担,自己则逃过死刑。有者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最后还是被判刑。老兵们多年后向日本求偿,却遭受歧视待遇,受的罪比日本人多,可是获得的赔偿却少得可怜。

许多事情并非如外界眼光般的黑白分明,至少在这些老兵心中,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强权压制下非执行不可的任务。当死去英军的正义已经被伸张以后,还有多少老兵依然活在阴影之中,他们的正义又有谁可以来伸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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