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文，政党领导，华社领袖，不论演讲，还是文告，常有赢得掌声如雷的佳作。言及国家，事关族群，人人踌躇滿志，个个所向披靡。可惜，浮华的多，踏实的少。此间的历史研究，抱歉地说，也不例外，不少纯属应景，意思意思。
记得雪兰莪天后宫名下的《妈祖研究学报》第一辑当初轰轰烈烈推介，时任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的翁诗杰先生，重复了这一个“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的经典看法：“有好些人以为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旧东西，没有价值可言。我所见过的乡团组织，甚至把这些宝物弃之一旁，就好像陈旧建筑物的古旧东西，都显得杂乱无章，又或放在报纸堆或储物室。”
时过n年，场景不变。廖文辉博士著《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联；2011）第二章脚注所提的耐人寻味，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点出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
“大部分南大历史系毕业的校友都选择留在新加坡继续他们的史学研究和工作，少数则在国外发展，如颜清煌、杨进发和蔡史君。这其中大多数是大马人，有些甚至移居至新加坡……。”
留不住人才引热论
廖博士因此说：“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何大马留不住华文源流的马新及东南亚史研究人才，无形中使新加坡成为这领域的研究重镇。”（页105，脚注3）
前些年廖朝吉发表的〈李孝式文献库〉重提之事，则是新一个佐证：“144箱的文献，近18万页的文献……经过几年的分类以及数据化的工作，今天李孝式文献已将80%以上的文件制作为电子档，公开给公众以及研究者馆内参阅及研究。”
那确是繁琐浩大的历史工程了。如果没有国家的人力和财力之支援，任何民间机构恐怕难以在短短四年的光景，把李孝式家人献捐的历史资料，编成分类173主题的系列档案，“方便研究者公众按图索骥”。
有关这点，回顾华研1992年开始印行的《资料与研究》之命运，读者自可明白玄机所在。廖博士笔录：“由于经费问题，（《资料与研究》）在出版数十期后不得不宣告停刊。”
2000年创刊的《人文杂志》前后出版25期，2005年也结束了。（页164-165）两个个案，年代不同，结局一样，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所昭示的，正是史学不兴的说明。
廖文辉博士出版这一本《马新史学80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经历的千辛万苦，亦然如此：“这本书最早只是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但基本论述架构和雏形已经出现，曾试投（稿）报章副刊，但不受理……”（页1）
到了出版的阶段，廖博士在〈后记〉点名的人物，共一匹布长，诸如“帮他穿针引线，寻找出版经费的尊孔独立中学校长吴建成、陈亚才学长、黄集初学长和黄家健等”。（页343）
廖文辉博士个人的际遇，自然不是单一的孤证。张少宽先生的《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7），当初曾交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不意竟因历史的东西不重要为理由而退稿”云云。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家知之，思之惘然。由此可见，这个国家的华社历史研究，虽有了大专院校，历史的研究系统，始终不成大气候。结果，本土历史的学术深研，只能凭靠个人的“气节”维系，这一下去，结局自然不用说了。
在野学者，一如既往，他们的际遇之艰，生活之苦，一言难尽；一如廖博士书里所述许云樵先生的当年，“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仍然要为生活奔波，服务于森都公司，翻译《世界发明史》，撰写专栏糊口谋生”。（页225）
注重官方历史论述
何况，相较之下，马来西亚所著重的历史项目，往往都是遵奉政治正确的“官方”论述。资源如何调排，学者怎么任用，有目共睹。李孝式家族私人的百年珍藏，当初要是移交本地，最终将会怎样？
思虑这些罄竹难书的个案，换著你是李公子剑桥先生，会把手稿、书信、年报、剪报、照片，留在一个马来西亚，最终可能“弃之一旁”，还是移民对岸的“东南亚史研究重镇”？
读到ISEAS网上HS LEE PRIVATE PAPER完善的索引和PDF文件；说坦白的，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当年在文告的思虑，现在回顾，浅见认为，提问都是多余的了：
“李孝式的家族成员为何没有优先考虑将文献留在国内的官方机构、大学或者民间组织？即便是决定将文献转移国外，为何没有考虑将一套副本留在国内，这个李孝式曾经奉献大部分心力的国土？”
不仅这样，查看东南亚研究所的网页，得知相关陈祯禄、林碧颜、依斯迈医生的文献，似乎也积极建构之中。新加坡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历史的研究重镇，毋庸赘述，自不待言。学者今后研究，恐怕都要南下取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