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朋友见面，谈及硕班到博班的转变，大抵是愈往故纸堆中钻，收获愈多，心得愈多，心境愈平淡踏实。若时间长河中我们能抓住的不多，能在浩瀚学术中披沙拣金，留下对继起者有帮助的途径，那便是最温暖的传承。
张晖（1977-2013）先生《无声无光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此书都是功力积累，从硕班时拜读《龙榆生先生年谱》到此书，无论是小如字句“商略”的思索，或是大到访谈陈国球先生时谈到对文学此一学科的忧心与理念，都看得出他的思索不仅仅只在学术，更包含对人文的探寻。每篇文章切入的角度总与人不同，如〈我们怎样理解黄侃〉写黄侃对当时新史学重视新材料的态度不以为然，注意到黄侃对主流学术保持疏离与警惕，对照来看，这也如他不断对席卷学界的抒情传统提出质疑，向他的老师陈国球先生探问一般；〈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特地强调龙榆生“词人”的身份，又细细叙述他暗中从事的救国活动，我在张晖先生的文字中不断比较朱祖谋与龙榆生这对师徒，二人保存文化的心志相同，但朱祖谋入民国之后即绝政治，龙榆生则摆荡在文化与政治之间，不禁感叹那种种不得已。
“发明”胜于“发现”
张晖先生有几篇辑佚的小文，如〈〈海藏楼诗〉庞石帚先生评语辑钞〉、〈钱牧斋集外评语二则〉、〈龚鼎孳评语〉、〈明遗民钱澄之集外诗文函札辑考〉，可见他读书之丰广与仔细，学问就藏在这些细节中。这些功夫都不容易，所以读其书评，他能说出别人的好，并指出不足之处，这种不足常常是资料上的补充，如〈从《陈维崧集》看清代别集整理〉、〈评周绚隆《陈维崧年谱》〉，他注意到整理清代别集，除了运用学界已有的成果，若在收集作品已臻完备，能否进一步用力于笺释上，即便将清人的成果插入文中，也比仅出校勘记的白文本更能有助于研究。
就如同甫出版的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葛先生专心致力于词学文献的整理，不搞理论，也不谈审美，每一篇都是很扎实的文章。如他辑佚蔡京的词四首，如点校辑评《山中白云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此书除了数种版本校勘，最珍贵的是九家辑评，其中有八家都是前所未见的新资料。葛先生对批校本、批注本非常重视，〈几种知见的前贤手批宋人词集〉、〈朱孝臧抄校本《绝妙好词》略述〉都提供很多批校本的讯息，有些虽然不知道现今流落何方，仍提示方向，可供后来研究者留心。无论是张晖先生或葛渭君先生，他们致力于文献整理，进一步可从这些文献的基础发明更多卓见，这正是黄侃所言重“发明”胜于“发现”，甚至二者兼备。
学问之道永不孤寂
而《无声无光集》辑四的三篇访谈，则可见前辈学者之学习历程，甚至指出向上之路，如徐公持先生所言：“精读原著是做学问的基础。不妨说：精读出课题，精读出思想。”或吴庚舜先生所言熟读第一手资料，都是对当今学界很好的箴言。而他们对文学所前辈余冠英、钱锺书的追忆，除了可感受这些学人的风范，也让人对文学所的学风感到向往。而张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求学与服务，他所接触的学风使他的研究不仅扎实，更能开展出去，在质疑中产生对话，提供另一面的思考。
读著朱祖谋校辑的《彊村丛书》，翻阅龙榆生所编《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乃至于唐圭璋《全宋词》、《全金元词》，到严迪昌、吴熊和、林玫仪先生所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林玫仪先生编《词学论著总目》，我在词学研究的路途中感受无声的传承，就如同张晖先生在《无声无光集》序中所言：“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张晖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期间，我曾与一同参与明清诗文讲论会，即便他只长我三岁，我仍敬称他老师，视他为词学研究的前辈，在北京大学参加“活在‘现代’的‘传统’：国际博士研究生及青年学者专题研讨会”时，张晖先生讲评我的文章，提点许多，直到年初，我们还有书信往返。捧读此书，我深知这条学问之道永不孤寂，因为这些有声有光的人文早就在沿途摆设最丰盛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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